不抱任何希望。罗的团练也许不像广东团练总局所假装的那样热情高涨，但他们至少是存在的。[62]黄宗汉到达广州之后，必须立即筹划控制团练运动，并警告英法联军，如果他们在（阴历）四月份之内不撤出城去，将以武力强迫他们撤出。[63]

联军攻打了大沽炮台。皇帝谕令黄宗汉与罗惇衍必须协同进攻：首先夺回广州，然后进攻香港。但事情要做得机密。黄不能公开介入团练的活动，因为一旦夷人以激烈的手段来保护他们在这两个城市中存放的货物时，黄也许还要干预，进行调停。当时总督尚未得到北京的明确命令发起进攻，因为仍有可能依靠外交解决结束这场战争[64]。

1858年6月11日，黄宗汉终于到达广东，并在远离广州的惠州设立了总督衙门。英国人马上警告他不要鼓励团练的活动。但总督没有理会他们，他会见了三大臣以执行皇上的命令。[65]他公开表示赞赏广州人民“忠义之忱”，同时张贴布告，警告联军必须撤走，并答应奖赏忠勇的团练。[66]

抵抗运动的活动速度立即加快了。看起来，乡村里的团练最终将被允许去攻打广州。到处都出现匿名的反洋人告示。成队的恐怖分子，乔装成苦力混入城中。中国警察渐渐害怕在街上被人看见与外国人在一起。广州籍的仆人们都离开了外国雇主的家。[67]

联军尽力维持广州的治安：增加巡逻队、管制交通、关闭一些城门。可疑的恐怖分子被剪去辫子做为标志，并被赶出城去。[68]但是，敌人太难捉摸了。而且，额尔金爵士担心不必要地刺激乡绅，禁止英国人到距城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巡逻。[69]联军只有一次打破了这个规定。6月1日，一个巡逻兵发现一大队乡勇（包括由陈桂籍领导的1000名新安人），在城外6英里处的白云山麓集结。6月3日，800名联军士兵攻击并打破了他们的营地，取得了小小的、但却鼓舞人心的胜利。[70]

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里进行了一场对外政策的辩论。鹰派，主要是都察院或翰林院中的汉人，吵嚷着结束谈判，回到同夷人武力抗争的路上来。[71]6月23日，御史们在辩论中失败。三天以后，桂良签订了《天津条约》。[72]不到24小时，皇帝收到了罗、龙、苏的奏报，他们将白云山的战斗描绘成团练的辉煌胜利。[73]这一密奏的消息，不知怎么泄漏给了政府中少数几位更主战的人物：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左侍郎匡源、户部左侍郎沈兆霖。这三名官员试图利用“胜利”的消息重新进行关于夷务政策的辩论，要求咸丰皇帝鼓励罗的夺回广州的尝试。“且粤民业经开仗，仇隙已成，势不两立，则朝廷即不听攻，百姓岂能歇手？如……阻止进兵，则民与官仇，深防激变。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于此”[74]。这与叶名琛曾提出的论点相同。皇帝也认为人民是必须安抚的；但是现在，条约已经签订了，英、法自然要结束他们的占领。事情已经办妥。[75]

但是皇帝错了，英法联军并不打算撤出广州。总督报告说，英国人正在修建永久性的兵营，巴夏礼正在组织一个有100多本地人做幕友的班子，以管理这座城市；罗惇衍也反复强调了夷人还呆在原处。[76]皇帝听到这些当然很关心。但是，中国眼下欠了英、法一笔巨额赔款，这些钱的一部分将出自广州的关税收入。即使英国人确实统治着城市，朝廷也不能采取会危及这笔收入的行动。咸丰帝知道黄宗汉所带兵勇的力量，需要地方团练的支持补充，如果团练能够成功，他是乐于批准进攻的。但如果胜负未可预卜，黄宗汉就不应贸然行动。[77]

1858年7月21日，在皇帝迟缓的决定到达罗惇衍手中以前，等待了很久的对广州城的进攻终于开始了。7千兵勇满怀信心地攻城，攀爬城墙。但是他们忘记了英国人架在观音山上的大炮。炮火赶走了受到重创的团练，他们垂头丧气地撤退了。[78]

更糟的是，北京的新指示于7月21日的失败后到达，这意味着团练总局不能再进行努力来同城里的外国人对抗。三位团练大臣请求将他们的任务从办理“夷务”改为镇压匪徒。皇帝意在维持现状，说：“现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大局者，仍毋庸与闻。”[79]

7月的失利破坏了这场忠义运动的支柱。皇上否决进攻的流言四处传播，忽然间富户们对广东团练总局的命令也心存疑虑。资金来源开始枯竭。甚至仍在抗英的三元里团局，也短给一月口粮。[80]没有粮食和薪饷，雇来的乡勇就蜕化成了土匪。[81]混乱的循环重又开始。官吏们逃进城，甚至衙门中的职员也星散了。

幕友亦多星散回家。各属州县，候上司遵此示行者，半年不能回复。省垣为首善之区，刑政荡然，盗贼四起，百姓日在水深火热之中。[82]

协调的团练活动暂时停止了。但是与此同时，反洋人主义却没有减弱，没有集中领导的地方小股武装，仍不断地袭击联军。额尔金甚至在1858年9月同桂良在上海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个情况，但是没有结果。[83]英国人要亲自使农村感到他们的存在，亲自扫除反抗的中心或使他们丧胆。到12月，日常的巡逻已不限于城门，而扩展到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