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区别仅在于规模不同以及社学更适宜那些“山野子弟”就读。但是，当某一社学得到的捐赠增多，使它能招收更多的学生时，它也常常重新改称为“书院”。阮元恢复了旧的、享有声誉的书院制度，有助于消除这种混乱。同许多在地方一级活动的中国政治组织一样，书院、社学、义学在19世纪都消失或变得模糊了。在19世纪40和50年代，地方的绅士组织，与社学一词几乎是同义语。广东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学与族学的一致。如果在某一特定地区居住的完全是某一族人，那么社学的费用就从这一族的学田中支付。于是，为了各种实用的目的，社学变成了族学。清代后期，中国其余地区的社学渐渐消失，而广东，由于宗族的强有力，社学一直很兴旺。

附表2　清代广东名府书院、社学的分布

三

“房地产危机”[3]

1847年6月4日　浩官将猪巷的三间店铺卖给英国人，后者想在那里建一所教堂，但是他们还需与此相连的另外三家店铺的地皮。英国领事马额峨要求耆英让那三家房主将房子售与英国人。

6月5日　英国商人买了那三家商店中的一家，但另外两家是属于当地一所庙宇的。

6月7日　河南的房主们了解到英国人只是想租用土地及房屋。

6月23日　一位中国地主同意将河南的货栈租给英国人，但不同意外国人在那里居住。

6月25日　河南石尾塘的3千居民警告打算把房子租给英国人的那一家，说这会给这一地区带来危险。同时向耆英请愿，要求他阻止这一交易。

7月6日　耆英告诉请愿者，朝廷1846年的上谕给予外国人做买卖的权利，所以，如果地主愿意将房子出租，他人无权阻止。

8月3日　地主希望提高租金以补偿这一附加的风险，英国商会遂正式放弃在河南获得一处货栈的打算。另一方面，猪巷的谈判顺利结束。

四

一些经济问题[4]

广州卖到中国其他地方的纺织品中，有一部分是家庭纺织的产品。这对于不富裕的农民家庭说来，是一项很不错的额外收入。随着英国机器纺织品进口量日益增加，一些这样的家庭失去了这项额外收入。1830年，这引起了广州周围两个县的骚乱。1834年，许多织工拒绝在他们的工场里进外国织品。更晚些时候，1853年，有报告说，因为洋布价格便宜，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