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创业狂躁症”，现在却变成无情蔓延的灾难。股票市场已经不可阻挡地崩盘，所以自由派们也不再幻想能够凭借股市登上权力的顶峰。眼看新教价值体系和腐朽社会等级制度装点的旧普鲁士已经摇摇欲坠，保守派趁机抛出他们原教旨主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财富运转机器突然停转的沮丧导致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失败者将一切邪恶的根源归罪于人们对金钱和股票交易的贪婪；他们认为这个新国家就是一个没有上帝庇佑的大赌场。

在一片悲观主义的沉重气氛下，德国重工业又开始面临英国和比利时的强大竞争。此时，德国的应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在重压之下修改贸易政策，并且开始保护“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特定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并且开始左右帝国议会、媒体和百姓的呼声。民族自由党对此种保护主义表现得最为愤慨——因为他们是重工业巨头钱袋的代言人；同时，作为自由主义运动左翼、代表出口型机器制造业利益的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 ），也视此种保护主义是阻碍其开展同世界各国贸易的一大威胁。

俄国和美国给德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平静带来更严重的打击。他们向德国出口的低价小麦与黑麦越来越多。美国辽阔的中西部大草原已经由铁路与港口相连，尤其是与大西洋沿岸的海港巴尔的摩相连，所以他们的生产成本非常低廉，还能借助蒸汽机船的广泛使用以低廉的成本运输谷物。受此冲击，身处德意志北部平原的众多容克地主和农场主倍感绝望，不断向保守党和政府施压。他们的遭遇得到俾斯麦充满同情的倾听，他们的农业利益终于战胜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格尔森·布莱希罗德提出的各种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俾斯麦立即意识到这正是打造一个稳固、驯服的容克地主与工业大亨之中—右派联盟的绝佳时机。

1879年，帝国议会通过了首部保护主义性质的关税法案。这部法案顺利通过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涉嫌两次刺杀老皇帝未遂的社会民主党所引发的广泛不安。对俾斯麦来说，他欢迎新关税政策，不仅在于它改变了帝国议会的格局，从而保障了倒向自己的多数派，而且它也是增加帝国政府税收的一个途径，因为在那之前帝国总是需要依赖各邦的财政支持，尤其以普鲁士为甚。不过，他只成功了一半。因为各邦虽然名义上接受普鲁士政府的领导，却有足够的能力保障本邦的海关收入首先收入自己囊中，然后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才将剩下的交付给帝国政府。

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德意志议会和公众争论的焦点。1887年，又一轮关税法案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