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容克地主不会破产，同时挽救俾斯麦的执政危机。不过，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不仅德意志的工业连同日益增加的城市消费者大受影响，还造成外交政策方面的危机。一直以来，沙皇俄国十分依赖德国银行的支持，以便取得其工业与基建所需要的资金，不过这种依赖这时却受德国高关税的打压，因而只能转移到唯一尚且出口德国的产品——乌克兰出产的小麦身上。俄国近30%的进口来自德国，而其近30%的出口也流向了德国。1876年，俄国政府对德国机器和铁路装备课以双倍的进口税，导致德国工业界怨声载道，对此俾斯麦马上做出回应。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俄德两国相互的攻讦日益升级，而俾斯麦碍于国内民意，认为无法继续向俄国妥协、满足俄国人要求的低关税贸易协议。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他现在是在冒险拿德国与危险的东方邻居之间的重要联盟关系作赌注。在1887年签署《再保险条约》时，他直接让柏林股票交易所的董事们知道，他们未来将俄国债券的安全评级评为一级是愚蠢的。这一举动已经在挑衅俄国，不仅羞辱了俄国，也意味着俄国人必须以更高的利率来销售他们的债券——这反而促使萌芽中的法俄同盟不断滋长。

在为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保驾护航20余载后，俾斯麦的执政地位开始动摇。在外交上，他的联盟体系承受了巨大压力：孤立法国的战略已经难以维系，巴黎—圣彼得堡联盟正在形成。在国内，他的《反社会党人法》并未取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最终胜利，即便他推出的社会立法措施富有远见，也未能有效地抵挡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业化德国的兴盛。

天主教中央党和两大自由派政党纷纷开始越来越质疑这位身居威廉大街高位的迟暮者的智慧和领导力。皇帝对俾斯麦的无条件信任不会一成不变——重组的政府即将到来。不过，早在失去权柄前，俾斯麦就已树立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时代丰碑。

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

1871年的新德意志对未来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满怀深深的未知，而德意志人也对自己的新身份充满困惑。包括法国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的新德意志范围内有4100万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把自己称为德国人，他们仍旧满怀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自豪感，把自己称为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巴登人、萨克森人，不一而足。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居民仍以汉萨人自居，意指曾经垄断航线和商业的强大商业联盟——北德汉萨同盟在中世纪的辉煌。这些自我身份定义的潜台词能让那些使用它们的人们与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身份、与俾斯麦和柏林的统治划清界限。不过，就连俾斯麦和他亲手推上皇位的帝国皇帝也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条件允许的话，乃至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勃兰登堡人。俾斯麦偶尔会把自己唤作普鲁士国王的“勃兰登堡侯国臣民”；他偶尔也会强调他的祖先早在1416年霍亨索伦王朝从纽伦堡迁入勃兰登堡之前就在这里的旧马尔克公社占有土地。

德意志联邦主义情结不仅曾经是，而且如今也是德意志人由来已久地渴望与政治中心、与波恩或柏林、与“德国人”的身份保持差别的最实际的宪法表达形式。人们一直埋怨俾斯麦新德意志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个国家搞的是中央集权制，而联邦制只是顺便用简单的宪法语言粉饰了一下——“德意志帝国是德意志诸邦国和自由市的共同体”。普鲁士在经济、工业、财政、行政和军队等领域都占主宰地位——实际上，德意志三分之二的疆域、五分之三的人口都归普鲁士统治。先通过柏林威廉大街的普鲁士政府机构进行决策，再提交帝国各部门参阅，随后法案得以确立，政策得以推行。而且，在官方文件中，那些掌管帝国各部门的国务秘书们在地位上显然不及那些“冠以阁下头衔”的普鲁士大臣们高。

即使是在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这些邦被纳入俾斯麦的新德国前——它们曾经被拿破仑出于战略考虑而有意规划在欧洲地图之上——这些邦的人们也从未忘记他们的祖父们曾经可以如何自由地决定自己邦的事务、发行自己邦的钱币、规定自己邦的税收，而同时，除了远在天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外，任何人无权凌驾于本地市政府与修道院之上。科隆人民始终厌恶普鲁士自1813年拿破仑败退开始至20世纪中叶结束的占领。他们常常会在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上进行嘲讽普鲁士历史英雄人物的表演。当地的1848年革命明显带有反普鲁士的色彩，而1918年刚过当地又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莱茵分离主义，试图脱离普鲁士和柏林而独立。在曾经引入法国法律的德意志西部地区，《拿破仑法典》被沿用到1900年。而地处德意志东部的普鲁士所制定的《普鲁士邦法》——一部历史悠久、深受启蒙主义熏陶、贯彻法国大革命理念的民事法，也得以沿用至今。

德意志的多样性还深深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面包与啤酒、服装、语言及地区法律中。除了有产阶层和知识分子，普通人都只说当地方言。而那些人也只是在彼此对话时才讲官方德语；他们同下人、底层民众对话时仍要讲方言。俾斯麦，既是诗人又是伟大的议会演说家，在对易北河容克庄园里的农民讲话时依然使用低地德语，一种南德意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