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充满活力、咄咄逼人而又目空一切的传媒界，它选址在柯赫大街，在腓特烈大街、威廉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构成的政府广场之南只几百米之遥，坐落在宫殿广场和巴黎广场之间，靠近勃兰登堡门。德国各大利益集团和有组织的利益团体都在柏林设立了自己的总部，主要做一些打探情报、游说、募集资金、举行集会并发行一些几乎无人理会的手册的事情。随着1873年大萧条的来临，自由贸易主义被迫让位于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利益组织也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据此主张国家必须做出干预，并将之与帝国对财政收入的紧张相提并论。这一主张不仅立足经济层面，而且涉及政党制度。通过对各类政商联盟的管理和操控，俾斯麦轻易控制着政局，这一幕幕每天都在威廉大街的首相府、巴黎广场的阿德隆酒店、滨海大酒店以及两三个高档餐厅如博尔夏特餐厅及御林广场旁的路特·韦格纳餐厅之间上演。俾斯麦式政治体制常常被描述成近乎独裁的体制，但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游说政治，这种政治模式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英国或美国相比并无不同。

很多人难以适应国家出现的急速变化。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因此担心柏林这种无节制的生活与政治前进节奏会让人们既得的一切面临丧失的危险。不过，更多的人感受到的只是全欧洲由工业发展、殖民扩张和生活水平高涨而激发的普遍的乐观主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对危险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以至真正地一语成谶。

在考察完德意志帝国的兴衰历史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指出：“政治家必须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危险正游荡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但是，这还不能成为位居工业革命前列的德意志人民的主流意识，因为俾斯麦似乎还能掌控欧洲局势，国力、科技和工业实力每天还在增强。这一次，历史似乎出人意料地与德意志人民站在了一起，而任何不和谐音符则被有意地排斥在这场歌舞升平之外。

第四章 威廉二世的时代

俾斯麦的谢幕充满了戏剧性及其本人的无力感。这一幕开始于1889年，舞台不在柏林这个政治中心，而是在上西里西亚和鲁尔的矿区。那里的15万名矿工发起了一场罢工，为的是争取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安全保障。军队的煤炭供给因此受到影响，于是俾斯麦准备派兵包围矿区，并对那里实施戒严。省长冯·贝尔勒普施（von Berlepsch）男爵对矿工们的遭遇十分同情，建议不对罢工进行镇压，初登帝位的新皇帝威廉二世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他还接见了矿工代表团，并许诺改善工人待遇——这虽是理智处理，但却是对俾斯麦本人及其所奉行的镇压、拉拢与威慑的政治策略三部曲的公然挑衅。

此外，帝国议会在1890年春的大选也对俾斯麦一派极为不利：他们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派席位。激烈的争论开始见诸报端、法庭和帝国议会，人们都在争论是否不再继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一方面，俾斯麦坚持保留该法；另一方面，皇帝、工业界和军队将领却都主张宽容对待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这一法令只会让社会民主党人获得更广泛的同情，因为这将促使他们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皇帝故作高尚地宣布：“我不允许任何人用我子民的血来玷污我纯洁的统治”。为逼迫皇帝就范，俾斯麦想尽办法挑起上层的哗变，抢先发动反社会民主党人的罢工，解散议会内阁。首相府甚至另行草拟了一项新的军事议案——《反社会党人法》的强化版。俾斯麦意在制造乱局以加大皇帝对自己的依赖性，不过这种手腕对凸显这位老船长的不可缺少性的作用愈来愈有限。

并且，他做得有些过了头。皇帝已经不再视俾斯麦为解决麻烦的人，而是制造麻烦的人，要求俾斯麦马上辞职。这位一向善于玩弄权术的老人则声称德国外交上出现重大危机，俄国将对德国宣战。不过，俾斯麦这次的博弈注定要失败，因为年轻的皇帝要比这位老首相更聪明。当柏林传出俾斯麦辞职的消息时，大多数民众感到如释重负。先帝腓特烈三世的遗孀同时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女也对俾斯麦的下台表示欢迎，认为这会是新一天的开始：

我们在他治下遭受了无尽的痛苦！他的影响侵蚀了整个集团——他的官吏们，乃至德国政治的生命！他使得生活在柏林完全无法忍受，除非人们愿意沦为他手中堕落的奴隶。他的党团、他的党羽和崇拜者甚至比他本人还要恶劣无数倍……要弥补这一切的破坏还需要很多年。他只在乎外面的世界，幻想着凭借一支庞大的军队德国就会强大、伟大和团结……他不知道德国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

历史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对俾斯麦依然更仁慈一些。他殚精竭虑建立的联盟体系虽然脆弱却得到了后人的认可，他呕心沥血维系的欧洲大陆均势最终被证明是英明的，他取得的各项外交成就令威廉二世自负的边缘政策自惭形秽，更是希特勒遗臭万年的虚无主义无法企及的。他对德国和德国人民的未来一直忧心忡忡。一天晚上，他对他的客人坦陈睡眠无法缓解他的焦虑：“我会继续梦见我白天的焦虑。而最近，我在梦中看到德意志的版图就在我眼前一片片地腐朽，继而剥落。”然而，几年后他说道：“这里的人民不懂得如何管理自我。有产者不事生产。只有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