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偿还葡萄牙外债达成一项协议。对土耳其的争夺获得圆满解决，一套将俄国排挤出去的方案出炉，其中英国负责海上事宜，德国负责陆上事宜。德国的陆上动作主要表现为由德意志银行提供资金、德国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负责建造的战略性铁路——巴格达铁路。这是一条将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波斯湾和红海相连的铁路。这条铁路未能竣工，多条路段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毁，而剩下的残垣断壁今天人们仍然能看到。

这是一个战略上可进可退、可西可东的年代，并非必须上演一出集体迈进地狱之门的悲剧。不过，面对这包围圈，柏林的德国总参谋部却焦躁不安，尽管他们做出了军事上的应对，但是却毫无外交逻辑，而最终带领德国踏上不归路。在那个年代的传奇人物，陆军老元帅毛奇伯爵的指挥下，德国统一战争顺利完成，在以后的德军作战计划中，法国便是首要敌人。俄国则一直是政府的盟友，即便普鲁士从未放松对东边的警惕。不过，好在在德军旧的作战方案中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被整齐地分割开来，这样反而在德军陷入被动时给德国决策层留下战略的回旋余地。

然而，随着1900年后战列舰的下水，德国的战略思想开始走向另一条不归路。19世纪最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法俄军事联盟现在已经坐实，这体现在两国的军事交流以及俄国向法国公司采购军火上。法国金融资本持续地向资金匮乏的俄国提供贷款，并广泛投资其工业（赚取的利率比正常利率高1个百分点）。沙皇俄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加起来的军队实力已远远超过德意志帝国。有鉴于此，德国总参谋部总参谋长施里芬伯爵断定，在未来的战争中，德国将不得不同时应付东西两线的两大敌国——俄国与法国的夹攻。

所谓的“施里芬计划”不过是一项未留任何余地的作战方案，其中尽显纸上谈兵式的官僚们的短浅目光，因而只会失败。难道老毛奇没教导过后来人，再好的作战计划只要不会随机应变，一旦遭遇敌情便形同废纸吗？德国人在1905年制订的作战计划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法国军事动员迅速而俄国军事动员迟缓。因此，不管以什么原因开战，开战之初，德军必须以闪电战攻击西线之敌，并在大败法军、占领巴黎后迫使法国签订城下之盟，而此时俄军还未完成战争动员。与此同时，在东线只动用预备役对付行动迟缓的俄军，并尽可能凭借波兹南要塞、河流以及湿地沼泽等有利地形坚守奥得河一线。等到西线胜利的到来，德军可借助铁路快速机动到东线，以期以压倒性优势大败俄国军队，同时拯救被围的奥匈帝国军队。这一切设想体现为总体战理论，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却容易使德军陷入绝境并最终失败。

这个地处欧陆战略中央的国家最近的所作所为可能已经让周边的邻居们深感不安了，因为自俾斯麦下台以后，德国与其他国家的恩恩怨怨已经多得连德国人自己也数不过来了。

第六章 战争边缘政策

不是每个欧洲人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都如梦游般等着堕入圣经中提过的世界末日大决战。1899年，波兰银行家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曾在他的著作《是否战争现已不可能》中预言，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未来战争将变成持久战和堑壕战。在英国，担任现代新闻业创始人诺斯克里夫（Northcliffe）勋爵旗下某报纸主编的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他的《大幻觉》（1910）一书中，建议欧洲各国参考由众多独立国家组成的大英帝国邦联模式——这种联合模式能保证“贸易自由”，可以作为解决当下“国际问题”的办法。在德国，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比任何人都要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危险，并提出深谋远虑的规避办法。

拉特瑙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人——实际上，他又是一个矛盾集合体。他是技术官僚、预言家、倡导新古典主义理性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不愿意当犹太人的犹太裔德国公民；他还是普鲁士爱国主义者、架设全欧电网的设计师——他认为此举能使大战胎死腹中并沦为废物。他存世的作品集和书信集合成数卷，其中详细记述了他管理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二事——这个他父亲留下的工业帝国经过了不懈的技术革新与扩张。

他对德国的旧政体既憎恨又崇敬。他既想脱离这个政权，同时又想成为它的一分子。拉特瑙想象中的未来欧洲是一个由大小民主制工业国家组成的欧洲联合体，类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通用电气公司铺设的电气网络系统。不过，这种愿景与欧洲各国盛行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背道而驰。预感到欧洲1914年即将爆发的大战，拉特瑙绝望地写道：

无论我看哪里，映入我眼帘的都是乌云。当我走在傍晚的柏林街道上时，我看到它们；当我见识到狂热富人们表现出傲慢无礼时，我看到它们；当我听到空洞的夸夸其谈或伪日耳曼主义的排外时，我看到它们。这是个病态的时代，军人地位至上，外交官们扬扬自得。德意志现在遭遇的一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尽管是个含着金勺子出生的人，拉特瑙却选择学习电气化学，因为他深知，属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即将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所取代。这个让“机器化”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不仅将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