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万，而俄国有79.1万，法国有54.3万，英国有36.7万。到1910年，德国常备兵力增长至69.4万，法国人口少，兵力却达到惊人的76.9万，英国为57.1万，美国为12.7万。在海军吨位方面，英国依旧保持传统的老大地位，但是其他国家与之的差距明显缩小：1880年德国海军吨位总计8.8万吨，英国则为65万吨，法国为2.7万吨，俄国为20万吨，美国为16.9万吨。到1910年，德国海军吨位增至96.4万吨，而英国也增至217.4万吨，法国增至72.5万吨，美国增至82.4万吨，日本增至49.6万吨。言下之意，德国的钢铁产量虽然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仍然远远落后。尽管海军大臣提尔皮茨1897年便启动了雄心勃勃的长期造舰计划，海军舰船也确实得到了快速扩充，但最终也只勉强达到英国海军吨位的40%。

在英国身陷南非布尔战争（1899—1902）的泥潭中时，英国外交部急欲同英王的“德国小弟”结盟，然而德皇却迫于激愤的民意未能强行推动这一盟约。英国转而在1904年与法国缔结《友好协约》（Entente Cordiale ），结束了自己一向奉行的外交与战略孤立政策。起初，这一协约用于解决英法两国在殖民问题上的纠纷，如两国为埃及南部而发生冲突的法绍达事件，不过这项《友好协约》很快演变成遏制德国扩张的武器。英国领导人早就表现出他们在维系欧洲均势方面的无能为力和半推半就，现在却主动带领英国卷入欧洲大陆联盟体系，将他们拼命维持的大英帝国不知不觉地推入火坑。这对英国、德国来说都是悲剧。

德国领导人还远未有什么谋取世界霸权的战略规划，但是英国和法国却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项总体战计划。在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法国收紧了对北非的控制，威廉二世却派遣一支特遣舰队远赴摩洛哥丹吉尔港公开支持摩洛哥独立。他想要提醒法国人，德国现在很强大，而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惨败后非常虚弱，因此法国人最好给予德国一部分法属殖民地作为补偿。在随后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德国的确满意地得到了一部分法属非洲殖民地，不过代价却是协约国集团的加速形成。1907年，英俄两国就远东利益以及伊朗、阿富汗问题达成和解，暂时停止英俄两国对中亚的“大博弈”，俄国因而成为协约国的一员。英法俄“三国协约”无疑从地缘政治上强化了对德国的钳制，而德国政府和百姓对这个所谓的“包围圈”气愤不已。无论从军事理论上还是从传统欧洲外交角度上评判，这个包围圈都是不明智的。不过，德国外交却强硬地回应：“凭借德国的强大国力，德国人民感觉不需要任何联盟，也没必要迁就任何一方。”正如英国史学家A. J. P. 泰勒（A. J. P. Taylor）所说，协约国是否建立过针对德国的“包围圈”是有待商榷的。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则在其著作《俾斯麦之欧洲秩序的衰落》中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法俄两国的外交政策自19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趋同，他们都意图改变欧洲格局的现状，推翻因1871年德国诞生、哈布斯堡王朝衰落而出现的欧洲新秩序。刀锋直指同盟国集团的协约国集团形成，并最终打破了欧洲均势，欧洲格局因此难以风平浪静。另外，在同盟国内部，奥匈帝国一向孱弱不堪，而协约国内部，被国内革命弄得心力交瘁的俄国也难当大任。因此，两大对立阵营都不约而同地希望尽早开战而不是推迟战争，担心某个成员国可能会在大战爆发前便撑不住而草草地崩溃了。

欧洲的战场如果照历史惯例由大国主导的话，那么法国、俄国走到一起便有悖历史惯例，德国海军的过分扩充也有悖历史惯例。假如欧洲只存在英国建造的无畏级战列舰，那么在海战方面协约国必赢而德国必输。但是，鱼雷艇和潜水艇的出现直接打破了海战的天平。德国海军部因此专注于建造此类新型舰只，因为这些舰只让德国有以弱胜强的机会。英国陆军大臣霍尔丹子爵幻想德国会慑于力量此消彼长而愿意签署一项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但是，霍尔丹在柏林却只收获了提尔皮茨和德皇的顽固拒绝：德国人民已为此付出太多期望和金钱，导致他二人无法回头抑或承认失败。限制海军军备的设想因此泡汤，阻止战争灾难发生的唯一机会被白白浪费，这也是几十年里最佳的机会。

德国的战略已经因海军军备竞赛的失败而进入死胡同。不过，德国尚且可以通过选择重拾俾斯麦政治智慧来挽回自信和安全。德国本可以通过同英国缔结一纸限制军备开支的条约或者单方面限制军备便在策略上瓦解协约国集团。甚至那时的德皇也会不遗余力地拉拢他的俄国沙皇表亲，他们在会晤时会互换喜爱的制服并相互祝酒——一套是“大西洋海军上将服”，另一套是“太平洋海军上将服”。不管怎么样，1914年前的欧洲并不是只有灾难这一条路可走；一切绝不是令人绝望和沮丧的。那时，德国和英国不仅通过一场在伦敦召开的外交会议合作阻止了巴尔干战争（1912—1913）的继续，而且就如何分割葡萄牙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