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暗助长两国联手颠覆体系自身的想法。俄国人出于对资本主义列强合伙攻击自己的惧怕，必然强烈渴望寻找一个难兄难弟；而波兰这个在俄德两国原有领土上重建的国家必将成为俄德靠近的导火索。从地缘政治角度审视，巴黎和会上的人们没曾料想，战后的德国要比以前更难对付，因为此后的近30年里，法国第一次面临东线缺少强有力的盟友来牵制德国崛起的尴尬处境；而英国则专注于维系自己的帝国，虽然现在看起来更加庞大，却也比任何时候都经不起折腾。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所谓的和平不过是“美式乌托邦同欧式怀疑论之间一场暂时的妥协”。因为德国地处欧洲中枢，如果只是被拆散而不是被灭国，必定后患无穷。从远处观察，到1919年夏，德国在里里外外已经明文受到遥遥无期地限制。不过，从近处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这场欧洲大戏才刚刚过去第一幕而已。大幕在不久之后将再次拉起，无人知晓下一幕的剧情会是怎样。然而，德国政治左右两翼激进的边缘团体和亡命徒们却已被魏玛共和国诞生的阵痛所惊醒。一旦冒出颠覆这个政权的机会，他们必定会推波助澜。

后记

1989年柏林墙倒塌，仅仅四个月之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便特邀英美知名历史学家就“德国是否不再威胁欧洲”举办了一场学术座谈会。在冷战结束的历史分水岭，撒切尔夫人急切地想要知道德国将会去向何方，同时欧洲将会受到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反映出各国对德国历史的深深疑虑，加深了他们对德国现在和未来的担忧。

自东西两德和平统一以来，联邦德国议会决定在1991年兑现统一时许下的承诺，将国都迁回柏林——曾经于1871—1945年作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没有人清楚这一惊世之举会对德国的政治习惯和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从西部的波恩迁回东部的柏林是一场巨变：波恩靠近荷比卢三国经济联盟以及法国边境，而柏林坐火车到波兰只要一小时。德意志的历史转折又一次出现，英国人对此疑窦丛生，因而重操历史的旧业：当代英国人隐约开始对1871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经说过的不祥预言——“德意志革命”会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抱以共鸣。对“德意志革命”的普遍恐惧迅速在德国国内、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卷土重来。

柏林留下的各种建筑留给世人宏伟的第一印象，而更深远的是它们每每引发的无穷联想。位于柏林旧政治圈边缘的德国国会大厦正好能成为融合现在与过去的精巧象征。可能有人会指出，这座建筑完全可以抵消撒切尔夫人对德国的疑虑，因为其建筑造型由一位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所设计。抛开这个奇怪的事实：一个新德国的政治合法性必须摒弃它的旧名称，只因为那些称谓残留帝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色彩。眼前这座国会大厦凭借它威廉时代威严、宏大的文艺复兴式的主体构造，融汇它透明、后现代的玻璃穹顶，象征的正是德国的理想、过去和现在。就在德意志帝国覆亡前的几十年里，议会大厦还曾是让俾斯麦头疼的帝国议会的所在地，并随后成为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中心。到了1933年，它曾被德国共产党纵火焚烧——现在普遍认为是纳粹所为。在纳粹独裁年代，它作为空壳被荒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岁月，它沦为苏联红军与德国国防军肉搏战争夺的重点。不少炮火痕迹和红军战士留在地下室的涂鸦至今依稀可见。

新古典主义样式的勃兰登堡门建于法国大革命前，见证了无数风风雨雨——从拿破仑1806年向柏林胜利进军，到普鲁士军团1871年从巴黎凯旋；从1918—1919年德国内战的血雨腥风，到1933年1月30日晚纳粹冲锋队盛大的火炬游行；从1948—1949年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到柏林墙1961年的兴建和1989年的倒塌。穿过勃兰登堡门往南走几米便是一块荒地，那里曾是希特勒赏识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1938—1939年以破纪录的速度为希特勒建造的巨型总理府。1945年，一座同等质地的花岗岩纪念碑在不远处建成，立有苏军攻克柏林使用过的大炮和坦克，以缅怀苏军在1941—1945年间的伟大胜利——当然碑文并未提及他们同希特勒及其仆从沆瀣一气的不光彩历史。同等质地的花岗岩也被用来修建苏联大使馆——这是往昔苏联的中欧指挥部所在地，也是今天的俄罗斯大使馆所在地。勃兰登堡门往西数里，便是几百年来无数商旅和士兵途经的著名“林荫大道”，而唯一横亘其间的人文景观便是纪念普鲁士1871年打败法国的“胜利纪念柱”。其顶端矗立着镀金青铜胜利女神像，其下点缀以无数炮管，彰显军队胜利之意。在勃兰登堡门向东望去，便是那条古老的走廊——“菩提树下大街”，那条路一度通往普鲁士第一任国王腓特烈一世建造的宏伟的巴洛克式王宫。然而，1952年东德政府下令将其拆除，此处便一直荒废，幸亏东德领导们让它闲置，这里成为工人们经常举行集会的地点。

在一个充满历史、掺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