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最庞大的人口群，但是，康有为们的变革无论口号和目的都不符合这个阶层的利益需求。资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工业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以牺牲农民的某些利益为代价的。况且，帝国松散的、以个体生产为基本生存方式的农民阶层不具备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觉悟。依靠中下层士绅？然而，这个较为激进的阶层千百年来成长和生存在封建社会里，自由与民主社会变革将势必动摇他们存在的根基。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国家的变革者被押往菜市口刑场的时候，他们是看热闹的主力，是津津乐道的说笑主体。

帝国的知识分子绝望了。绝望中的康有为们只能依靠帝国官员中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他们选中了袁世凯。

袁世凯，民国初年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国历史给这个人的人品下了铁的定论：暗杀异己、摧残革命、伪造民意、欺国骗世。但是，至少在戊戌年间的时候，袁世凯仅仅是一名帝国的职业军官。这个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人曾经热衷于八股，但才学不佳最终使他走上了从武的道路。他训练的“新军”是帝国陆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全部装备着洋枪洋炮，虽然这支部队还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争，但是已经引起帝国内外的关注。作为直隶按察使，实际上就是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军事长官，袁世凯深得“新军”官兵的忠诚，因为他每月亲自给官兵们发饷，饷银之高乃帝国军队历史上前所未见，且“新军”中的德文学堂、炮兵学堂、步兵学堂、骑兵学堂等都公开招收学员，普通士兵经过学习便可以升为士官或军官，因此习武热情高涨全军。

康有为们认为袁世凯是个具备现代思想的军官。他们特意派人到天津试探，得知袁世凯和荣禄等人有矛盾，于是决定拉拢这个掌握着兵权的人。历史给予康有为们的“理由”是：袁世凯是一个汉人。满人开创的大清国政府为了保障满人的安全，除非万不得已，从不把兵权交予汉人，袁世凯也不例外。可是重兵在握的下一步只能是希望兵权也在握。于是康有为们暗示他们可以帮助袁世凯实现心愿。

1898年8月底至9月初，光绪先动手了。

8月30日，皇帝一下子裁掉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裁掉了总督和巡抚同在一地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了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

帝国所有的官员开始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的官职什么时候会不翼而飞。正在这个时候，礼部一个和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和太后关系紧张，为了缓和太后和皇帝的关系而有利于变革，于是上了一道“绝妙”的奏折，建议“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各国去游历”。王照认为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是融洽太后和皇帝的“母子关系”；二是亲眼看一下洋人变革的成果，太后就会全力支持皇帝了。奏折递到礼部，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奏折“大为出格”，不禁“勃然大怒”，将奏折扣下。光绪皇帝知道此事后，也“勃然大怒”，言礼部竟敢公然违抗“不准扣押奏折”的旨意，于是下旨：罢免礼部全部官员。同时，将王照破格从六品直接跨越三级升到三品！

礼部官员“相顾错愕”，战战兢兢地在祖宗的典册中寻找自己被撤职和王照连升三级的依据，结果是：“盖自通籍以来，未见此不测之赏罚！”

紧接着，光绪又下了一道更令人惊骇的圣旨：任命四位新军机章京——光绪皇帝没有任命二品以上官员的权力。四位新军机章京是：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帝国的历史在这一刻发生的事可谓开天辟地，因为这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实际上已是帝国新任宰相。

还是没有康有为。

四个新宰相中的三个人是南方封疆大臣张之洞推荐的。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帝国南方的高级官员身处较早开放的土地上，虽为朝廷命官但观念已经超越封闭腹地内的朝廷，这一点在帝国今后的发展历史中是有极其特殊的意义的；另外，帝国官员的使用永远是在官场的范围内循环再生，没有任何背景的康有为必然永远进入不了帝国官场的高层之中。

帝国的法典规定，二品以下官员不能随便上朝，于是，光绪又找来几个心腹太监作为他和四个年轻人之间的联络人。

光绪已经把制度局以另外一种形式设立了。

军机处，帝国最高的权力中枢，位居一二品的军机老臣们眼看级别仅仅为四品的四个年轻人跑来跑去地忙，他们却被皇帝冷在一边，于是，一窝蜂地跑到颐和园，见了慈禧天塌地陷般地磕头痛哭。

9月6日，新军机章京被任命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遭到慈禧的迎头痛骂。光绪涕不成声，“哭谏”不止。

事到如此，无论是光绪还是慈禧都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慈禧不能任凭局势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她的权力已经受到严重威胁。

康有为们感觉到了来自慈禧的巨大威胁。康有为对他的同仁说：必须除掉这个老太婆，不然一切都完了。“要尊君权”，就非“去太后不可”。具体的办法是：“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太后。”

于是，9月11日，光绪皇帝收到一份奏折，名为《密保统兵大员折》，奏折中极力赞扬袁世凯所训练的天津“新军”，极力描绘了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