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和帝国政府协商在中国传教的事情。11月18日，康熙皇帝为了准备和教皇大使的会见，特地在清宫西暖阁召见了在华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并且为此下了一道谕旨。谕旨中首先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遵纪守法”“表扬”了一番：

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

康熙皇帝认为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也没有什么妨碍，既然大老远地来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赐他们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

自西洋人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因轸念远人，俯垂衿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索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

但是，洋教士毕竟议论到中国的“天”了，对此邪说，中国皇帝不能置若罔闻：

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遇御座，无不趋跄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阎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

康熙说那些胡说八道的传教士都是些无赖小人，他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不许在帝国的土地上乱说：

多罗阎当等，知识甚浅，何足言天，何知尊圣。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今尔等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公同答应：中国行教俱尊利玛窦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安，谢皇上爱育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奏皇上，我等不能应对。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又致紊乱是非，各应凛遵，为此特谕。（黄濬：《花随人圣盫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73～74页。）

这道“谕旨”是中国皇帝对外国传教士的一次明确“警告”。康熙说那些传播“邪说”的传教士不但为中国的传统所不容，而且必将“坏尔等大事”——这句话很重要，并且意思明确：如果传教士们“坏事”，轻则要被驱除出中国，重则可能要掉脑袋——中华帝国刑罚的严酷是世界闻名的。

果然没过多久，外国传教士“坏事”了。一些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政府官员纷纷上疏，称：“此辈居心叵测，日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