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们所期望的“神人合一”的结果。日人佐原笃介《拳事杂记》：

匪中分乾、坎二门……匪中传授不一，大要以降神为主。降神者，为神附其体，乃自会武艺，不畏枪炮也。其降神之法，乾门中者每一人，入坛即附俯坛前，由所谓大师兄者为之焚符诵咒，名为请神，复令其人坚合上下牙齿，从口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即扬言曰，神降矣。乃使其人起执刀棒，随意舞弄，此人即谓之得法。坎门请神，与此略同，惟使其人跳跃，待其气喘，以为神降之志为稍异耳。得法之人，以后无论何时何地，若欲请神，但如前法演习待流沫喘气，即自谓神降矣。（（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义和团》。）

在这样的记载中，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切地弄明白农民们的“降神”仪式到底有哪些程序，看上去仿佛就是拿着棍棒舞动一阵，自己就成为“神”了。如此简易的操作程序，不需要金钱、时间和耐心，不需要认识汉字、粗通经典和专门技术，只要杂耍似的随意糊弄一下，理想就顷刻实现了。在这一瞬间，“神”和人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距离如此之近，关系如此亲密，简直是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招之即来，来之即“附”，惟一的先决条件也许就是曾经看过几场乡村里的戏剧，在锣鼓声中欣赏过武官军士、神怪天兵和虾兵蟹将们的“战斗”——“神”与人相处得如同孩子们在游戏。

根据史料记载，义和团的成员中，几乎一半是孩子：“庙中有拳场，皆十三四岁小儿，最小者不过八岁。”“每团一队，童子居其大半。”（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这些农民的孩子参加义和团不但可以暂时吃饱肚子，而且还可以发挥他们没有泯灭的游戏天性，降神的仪式就肯定令他们觉得幸福之极，因为“天下”一下子变成了属于他们的巨大的游戏场。

义和团的农民们之所以幻想自己能够“降神附体”，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具备某种神仙才具备的“法术”。这些“法术”包括“刀枪不入”、“闭住枪炮”等等。“神”是不死的，并且有打败一切的能力，如果自己成为了“神”，那么战斗的时候就可以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无往而不胜了。或者，即使暂时死了，立即可以再生。孙悟空之所以成为义和团主要的崇拜对象，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刀砍不死、火烧不死、铜头铁臂的“不死”猴子。帝国的农民们对这只猴子在脑袋被砍下来之后能够立即重新长出一个来的“法术羡慕不已。生下来就意识到自己的贫穷脆弱和无力反抗的帝国农民们获得这种感觉至关重要，这是一种纵横天下”当家做主“的感觉。为了这个感觉，即使真的死了，至少在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得到身心的极大满足，这也是一种幸福。

从以后义和团的战斗经历来看，帝国农民们所有的”法术“几乎都是想像的产物。

他们想像自己能够飞翔：”有人传云，西门外某地方，忽有庞某从空中飞来。问其从何处到此，曰从山东；问其曾行几日，曰顷刻间耳。问者皆惊为神，而推立团首焉。庞某，挑水夫也。”（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

他们想像自己能够飞檐走壁，隐身潜行，其“法术”活脱脱是剽窃《封神榜》里的情节：“团向人云，其师傅尝隐身入租界，见一高楼无人，乃现形进入。楼凡四层，第一二层无人无物，三层金银珠宝甚多，四层有年老洋人一男一女对坐。见师至，皆稽首为礼。自言系夫妇，年一百岁，忽涕泣曰，吾知老师法术甚广，且知老师今日必来，故愚夫妇在此相候。吾国所恃者枪炮而已，今天欲灭洋，天兵下界，枪炮皆不过火，各国惟束手待毙。老师既到楼中，金银珠宝请收去，愚夫妇亦自此逝矣。”（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他们说，只要他们往一个方向一指，喊：火！于是就着火了。又喊：止！火就熄灭了。洋人的军队已经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准备进攻北京的时候，义和团们宣称他们可以让渤海的海水瞬间干枯，从而令洋人的军舰搁浅：“大沽口外长一土龙，纵横数十丈，海翻见底，洋船皆不得进。”（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天津战斗的时候，洋人的枪炮实在是厉害，义和团首领向帝国政府保证，说可以将洋人的枪炮“闭住”，但是只能“闭住六天”。

他们说他们和洋人的战斗是“神”与“鬼”的战斗：“洋兵与拳民交战，拳众只作揖，不动步，即能前进。作一揖，进数百步，作三揖，即与洋兵接，洋兵不及开枪，身已被刃。”而在西方记者的记述中，义和团的农民们面对洋人正规军队的时候，其前赴后继的场面确实让洋人们胆战心惊，因为这些中国农民“舞蹈般”地冲上来，毫无惧色，“他们真的相信他们的肉体是永恒的。”

甚至义和团的农民们还认为自己既然是“神”，就拥有了“万宝囊”之类的神仙之物，这种想像完全是极度的饥饿和贫穷导致的幻觉：

初神拳之将起也，夸诩神奇，谓人各携米一囊，囊仅二三寸许，饥时，撮数粒纳口内，便不饥。又云，人怀馒首数枚，任取一枚啖之，但留少许纳怀内，饥时再探取，仍一完好馒首矣。老师按人给钱二百，随意用去，但不使罄，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口袋里只要留下米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