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以后，即1865年，一个叫做杜兰德的英国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北京城外修了一条仅500米长的窄轨小铁路，并且试行了小火车。谁知汽笛一响，京城人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惊诧：

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人诧为妖物。旋经步军统领饬令拆卸，群疑始息。（徐轲：《清稗类钞》13册，第6093页。）

关于这条铺设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的记载见于《清稗类钞》，其文珍贵而有趣。“小汽车”其实就是最简陋的一台小型蒸汽机车，其速度绝不会比马车的速度快多少，但是，在善于想像和夸张的中国人眼里，其速度居然如同妖怪急促飞奔一样。这个玩具般的东西惊动了京城的文武百官，直到它被帝国的步军拆毁，中国人这才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

同年7月6日的《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了广州的洋人准备修建铁路的新闻，说“西人欲在羊城造一火轮车路先通至禅山”，然后继续往湖北的汉口修建。值得注意的是，这张报纸同时刊登一文，向中国人详细地讲解了铁路的好处，从笔调上看，不像是出自洋人手笔，而如果是国人为之，这个国人真是个罕见的有经济头脑并能迅速接受新鲜事物的时髦人物：

考火轮车为之有用，快逾奔马，捷胜飞禽，每一点钟可行一百二十里。其务求平稳，不尚疾驰者，亦常行八九十里。若由省抵禅，不过四个番字之久，便可到埠矣。车内上客位，窗明几净，铺设整齐，坐卧行走，皆绰有余地。其由省至禅者，每位约收银七分。次客位宛似火轮船之大舱，亦可坐立，但人数众多，颇形狭隘，其由省至禅者，约收银五分。将来此路告成，不特省垣百货流通，既四乡土产，亦必流畅。盖百物往来，瞬息可至，货脚鲜浩繁之虑，客身无昂贵之虞。且彼埠所无者，即来此埠运去，此埠所缺者，即来彼埠返来，以有易无，交相贸易，日行千里，绝不废时，将见赵壁梁珠，悉罗市肆；南金东箭，尽萃民尘。羊城生意兴隆，可拭目而待矣。（《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年7月6日。）

这个连车票的价钱都已公之于众了的修建计划，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了。最大的可能是帝国政府没有批准。

又过了两年，即1867年，帝国政府终于公开表示：不准洋人修铁路为的是“国防安全”。帝国的官员们认为，如果让洋人在中国修铁路，洋人会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大有利于彼，大有害于我”。洋人们所有关于修建铁路的请求，都是别有用心的阴谋诡计。

但是，洋人们一定要修，具体地说，是英国人一定要修铁路。英国是最早侵入中华帝国的外国势力，它有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发展”的野心和雄心——帝国常常忽视洋人们到中国来的“贸易目的”，其实这才是洋人们最主要的“心思”。当时除了日本和俄国，英、法、美并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不自量力的野心”，因为他们“科学”地认为世界上谁也不可能占领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中国不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土著人居住的蛮荒小岛。他们要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中国开展他们掠夺性的贸易活动，这是他们向海外发展的最大动力。修建铁路，最直接的目的是铺设更迅捷的贸易通道。

英国人要在中国干的事，帝国政府已经无法阻止，这就是19世纪末中华帝国的现状。广州铁路修建计划流产不到一年，上海的吴淞铁路通车了。英国人在给帝国政府的报告中只说是“修路”，修的是铁路根本没提。当火车终于轰隆隆地在帝国的土地上震动起来的时候，恼怒的帝国政府对英方开始了严肃交涉。当双方的官员们打嘴仗的时候，英国人让这条铁路完工了。吴淞铁路全线开通之日，铁路公司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当然参加的都是英国人。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见真正的火车。帝国的南方和帝国的北方对火车的反映居然有很大的不同，南方的中国人看见火车的时候“面带喜色”：

此处素称僻静，罕见过客，今忽有火车经过，即见烟气直冒，而又见客车六辆，皆载以鲜衣华服之人，乡民有不诧为奇观乎？是以尽皆面对铁路，停工而呆视也。或有老妇扶杖而张口延望者，或有少年荷锄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观之而嬉笑者，至于小孩或惧怯而依于长老前者，仅见数处，则或牵牛惊看似做逃避之状者，然究未有一人不面带喜色也。（《申报》1876年7月10日《民乐火车开行》。）

但是，即使是南方的中国人，脸上的喜色也没停留多久，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土地因为铁路的修建而受到了侵害，于是铁路公司立即成为他们主要的攻击目标。帝国的农民们要求修铁路的洋人赔偿他们的原因是：铁路的修建破坏了他们的祖坟和风水。

祖坟问题，洋人们有点耳闻；风水是什么，洋人们就不明白了。

没过两个月，火车压死了一个中国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情形是：这个中国人面向铁路行走，火车开过来鸣笛，他走下铁路避让，但是，等火车行驶到跟前时，他又重新“走入轨道”。

中国人立即意识到时机到了。他们群起而攻之，帝国的官员们这一次也不客气了。上海道冯俊光正因为英国人在修建铁路的事情上戏弄了他而心存仇恨，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发泄的时机，于是，官方认可的示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