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心中不可侵犯的地方——祖先的坟墓。在中国农民的眼里，这是洋人有意对他们祖先的亵渎。修建这些洋玩意儿的外国工程师在设计图纸时把地理的、地质的、气候的所有原因都考虑周全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在中华帝国有一个与工程设计几乎没有任何瓜葛的人文问题严重地存在着——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任何在中国人祖先坟墓上动土的举动，依旧会被视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依旧会比设计任何复杂的工程更让设计者焦头烂额。在中国，不要说是修建铁路，哪怕是随便在哪块地里挖一个小土坑，都有可能打扰了某个人的某位祖先的沉睡。

铁路是什么东西？它和帝国农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它凭什么如此横行霸道要穿过村庄的中央？张三和李四怎么可能让它压过自己家的地？谁给的洋人轰隆隆地挖我们祖坟的权利？祖先的尸骨被抛在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不带来灾祸？保不住祖坟的不肖子孙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帝国的农民们群情激愤，年轻的义和团团员们高举着铁锹铁镐，缠着红巾红腰带，唱着他们的歌谣咒语，奋不顾身地向他们的敌人蜂拥而去——他们的敌人是铺展在帝国田野上的两根钢铁的轨道。他们把铁轨的下方挖空，把枕木点燃，然后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帝国都城北京南面的保定路段、东面的天津路段上蔓延百里的火光在夜色里如游动的长龙。朝廷开始不断接到拳众破坏铁路的电报，铁路的管理方是洋人，因此外国使馆打来的电报更是如同雪片。帝国官军带兵前去镇压，但是到了现场才知道，他们的举动等于拎着一桶水企图扑灭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帝国的马队很快就在青年农民们的嘲笑声中畏惧不前了。突然，朝廷的电报中断了——通往京城上百里路上的电线杆子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而同时，京郊和津郊的农民们家家都在放鞭炮，庆祝房梁上架，他们的房梁上清楚地标有白色油漆写的电线杆编号。帝国政府立刻增加打击兵力，但是，大平原上的茫茫夜色掩盖了农民们的踪迹。同时，同是中国人的朝廷官兵仿佛看见了被激怒的祖先们的灵魂在夜色中时隐时现，他们相信祖先一旦愤怒起来，绝对是大祸临头的预兆，于是纷纷下马磕头，请求游荡的灵魂们原谅自己的莽撞。消息传回朝廷，连慈禧太后都有点心慌。她在深宫的私人小庙里燃起香火，倾听祖先的灵魂有什么委屈要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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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中国史书中，都把义和团拆毁铁路的举动放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下，那就是“阻止外国联军的进攻”，也就是说，帝国农民们的行为是与侵略者作战时的必要行动。可是，历史的事实是，当义和团的农民们开始大肆拆毁铁路的时候，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外国联军的部队——渤海湾上游弋的外国军舰不少，但是舰上的士兵还没有在中国登陆。除了帝国的军队偶尔骚扰外，帝国的农民们向铁路的进攻基本上与“阻止”、“进攻”、“作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拆毁铁路的目的是：不允许洋人的玩意儿侵占他们的土地。

在中国人依旧广泛依赖几千年前祖先留下的牛车骡车作为惟一交通工具的时候，西方的铁路已经成为平民出行最普遍使用的经济快捷的交通工具。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种交通工具的范畴而影响着人类生活观念的转变，它是集人类非凡的想像力、伟大的创造力和挑战自然力量的雄心壮志为一体的里程碑。在西方修建铁路的历史上，除了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曾经高举长矛向“钢铁怪物”进攻过之外，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出产”过攻击铁路的故事。速度、利润、方便、快捷，西方人一度把马力最大、造型最优美的火车机车视为宠物，英国人叫它为“红鼻子约翰”，美国人叫它为“风骚女郎”。在已经有了汽车赛时，西方居然也有过火车赛。各国不惜万里重洋，用轮船把自己生产的机车运到美国的大平原上，让各种型号的机车并排奔跑，美国人在那一天如同过节。那时，连美国西部农民都知道，只要把牛羊赶上车厢运到东部，他们就能够换来开发牧场的机械；而最保守的英国农民也明白，只要火车能够通到他的农场，农场里的水果就能卖出惊人的好价钱。

但是在此时的中华帝国里，从皇帝到农民的观点惊人地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东西。中国的牛车虽然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这是一种悠远的伤感；“青山转，绿水还”，这是一种现实的梦境。坐在牛车上面摇晃着，可唱可吟，可醒可睡，可以从容地计算一笔小交易上银两铜钱的得失，也可以触景生情地在冥想中和古老的祖先交流心曲——对中国人来讲，无论是学者还是农夫，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流是片刻不能中断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感受自己存在于现实和忙碌于世间的惟一可靠的证据。

1863年冬天，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收到上海27家英法美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至苏州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给了帝国的总理衙门，得到的回答是：“严加拒绝。”原因不详。

第一次看见火车的中国人是幸运的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