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街头，这个刚刚遭到毁灭性抢掠的城市立即呈现出一派人类在战争状态下前所未有的景象：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联军官兵们摆的摊子，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正阳门外、天坛、菜市口、虎坊桥、鼓楼乃至各座城门的门洞里，地摊一个连一个遍及整个帝国的都城。联军官兵“每日差务一毕，即选择一平安之地，铺一布于地面，蹲踞于旁，摆上各类货物，以便人之购买。”同时参与如此丧尽廉耻之事的洋人还有那些外国传教士们。这些“上帝的信徒”在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的行为令人困惑，因为他们一旦从生死线上侥幸活下来之后就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最彻底的抢掠者。他们和中国的教民一起，带领联军官兵闯进帝国贵族的红漆大门，甚至砸开普通平民百姓的木门，开始了近乎疯狂的抢劫。他们比联军官兵们更“懂得什么最值钱”。这些传教士什么都要，从最贵重的金银珠宝一直到一张看上去已经残破的中国画。一个叫都立华的洋牧师居然自己“单独占领了一座王府”，据他说这座王府的主人是一位“年仅九岁的亲王”。他占领这座王府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到联军彻底而反复的洗劫，贵重的物品已经都被运走，但他居然还是在废墟中找到了3000两银子。更令他满意的是，残存在这座巨大王府里的家具、幔帐、瓷器甚至锅碗瓢盆，都让他搬到了市场上摆了摊，他对他的“同仁”说：“瞧，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樊国梁是抢掠礼王府邸的总指挥，为了把这座王府中“有价值的财宝”运往教堂，数辆大车竟然连续运送了整整七天。这位主教还大量收购教民和联军官兵手中的抢劫赃物，在义和团的攻击下已经千疮百孔的西什库教堂成了一座往来“生意”的巨大仓库。无论外国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宗教教义多么的神圣纯洁，1900年北京城里外国传教士的“商业行为”还是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一个主教后来面对指责说得坦率而透彻：“我认为，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身穿各国不同色彩、不同样式军装的官兵和身穿黑色长袍的外国神职人员，互不相让地用各国的语言大声地在帝国的土地上叫卖。他们服装的单纯鲜亮的西方风格与他们叫卖的中国货物那柔和沉稳的东方色彩极其奇异地混杂在一起，他们激烈冲动的叫卖洋话与声调低柔的讨价还价的汉语混杂在一起，而周围就是那座在战争的杀戮和洗劫下千百年的辉煌已是满目疮痍的古老都城——这无异是世界历史上令人最难以名状的情景。

京城里的平民阶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阶层。他们数量庞大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