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极少数皇亲宗室贵族和数量不太大的赤贫阶层之间，成为帝国城市社会中最实际、最机警、最危险、最顺从的阶层。这个阶层最坚决地维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同时也最深刻地暴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破绽。

在众多的史料之中，令人遗憾地记载着这样一个事实：在联军分区占领京城之后，北京平民之家的门口，纷纷挂起了“万国旗”。一位在中国居住了近五十年、据说“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的美国人目睹了这样的情形：

中华帝国的都城被联军占领之后，为了巡逻的目的，他们把这块占领地分属于几个军事分遣队管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开始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样自然。

掌握汉语书面语的日本人，是首先进入新领域的。整个城市在三天之内充满了中间为红盘状的小旗……在一段时间里，通常遇到中国人拿着这样的旗子，在上面的空白部分写“顺民”字样。

如有十几个人在路上行走，会有约八个人执不同国家的旗子。

中国人常彼此忠告：万勿随洋人。而现在出现这样的局面，在人类史上或许是独特的。

更有甚者，在曾作为义和团坛口的一座庙门上，令人吃惊地贴有这样的字样：上帝基督徒的人。（（美）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

朝廷弃民于不顾，又何以让百姓对国家负责？

拍卖场上王公贵族家里的物品强烈吸引着京城平民的好奇心。而所拍物品价格之低廉更令平时只知“豪门深似海”的平民们趋之若鹜。翰林院所遗失的607册《永乐大典》和数万册珍贵古籍分散地出现在崇文门和琉璃厂的摊位上，有人居然只用了一吊钱便买回“八巨册”。德国皇帝送给中国皇帝的一枚“黑鹰大宝星”，上面镶嵌有珍贵的钻石，有人以20两银子便购到了手。而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董、珍贵的皮毛、官员佩带的朝珠、绣花的官服、精美的玉器、瓷器等等，洋人们几乎都是给点银子就出手。有一个平时做古董生意的中国人，居然把洋摊贩们领到家里，他挑出他需要的物品之后，“一律按照物品的重量付给相等重量的黄金。”无法知道这个中国商人从联军官兵手里究竟收购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出如此大的价钱，只能是皇家独有的罕见珍品。

有记载说，虽然皇宫终日紧闭大门，但是里面的珍宝还是大量丢失了。联军官兵从与皇宫相邻的庙宇下面的排水沟里爬进去、在宫墙上挖一个洞钻进去、从大门上面跳进去，他们在巨大的、迷宫一般的皇宫里暗中摸索很久，然后再“原路返回”——说白了，就是偷。

1900年，西方列强在北京城里的大规模拍卖，把人类世界上的强盗逻辑发展到了极致。

除了1900年的中华帝国，世界上再不会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之上。

北京的平民们深夜里把廉价买来的、上面刻着王公姓名的、用绝佳美玉雕刻的鼻烟壶小心地托出来把玩着，人生纷杂的幻觉由此而生，万般的生活欲念不禁奔涌心头。轻易就获得了一件他们从来不敢想的玩意儿，这让他们享受到了一般人体味不到的幸福——这是平民的幸福，是贵族们所没有的幸福。贵族们往往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对是否能够把眼前的富贵维持下去没有任何把握。而平民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环境适应力，因为即使今天的状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他们也总是会想明天也许就不会这么糟了。这不，昨天还在大人们府里的东西，今天就到大杂院里来了，世道的变幻莫测你还别不信！中国的古代圣贤有一句这样的格言，叫做“衣食足而知荣辱”。虽然有道理，但是好像从没有被生活确切地证明过。因为足衣足食而仍不知荣辱的事情还是在大清帝国里令人发指地发生了。这是中国人后来经常面对历史感到痛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00年，京城里的平民们终于看见了那些没有被杀的王公贵族们在洋人的马鞭下在大街上充当苦力。怡亲王洗衣，陈御史运石，更多的王公贵族则在清理满城发臭的死尸。和慈禧太后有姻属关系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这些日子一直在为洋人们拉车，洋人在车上用鞭子抽他的脊背，他回头“斜睨而笑”，曰：“老爷别打，横竖这路是我跑衙门跑熟的，包管不错！”

平民们还蜂拥到街头去看“斩首”。联军们确实抓到了不少“真正的义和团”。这些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浑身污血的青年农民被洋人们押往刑场时候，面对街道两旁挤满了的同胞，他们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尽量保持着微笑，舌头没被割下的便喊：“我就是杀大毛子、二毛子的义和团！在阴曹地府里咱接着拜师学艺杀鬼子！”

联军对中华帝国都城的占领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美国一个叫做马克·吐温的作家怀着对传教士在中华帝国所作的“丑恶行径”的极端反感，在报纸上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怒骂，这位作家最核心的咒骂是：“教士们是在中国麦田上乱踏乱啃的一群驴子。”一个正在酝酿着武装暴动的名叫乌里扬诺夫的俄国人，后来化名列宁，他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战争》一文，谴责俄国和其他列强对中华帝国的侵略罪行。

在中华帝国没有被洋人占领的广大的南方，一个叫八指头陀的著名的和尚为逃亡中的皇太后和皇上的命运而痛哭，诗云：“闻道咸阳驻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