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上的帝国官员了，这是他得以成为帝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从蒸汽机想开去，也就不难解释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的首领的原因和他对康有为变法的态度了。

“洋务”，与西方人和一切西方事物打交道的帝国专用名词。关于李鸿章办洋务的故事不知被多少人叙述和分析过，但无论褒贬，承认他是19世纪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没有疑问的。由于他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造了帝国近代新事物中的无数个第一：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座近代化机器制造厂、第一座钢铁工厂、第一个民营企业、第一个建议并实施向外国派遣中国留学生、第一所外国语学校、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陆军、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引进西方技术，促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以使中华帝国强盛，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和康有为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当康有为还在家乡读书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是帝国洋务运动的中坚了。康有为“变法”中的很多富国强民的主张，都是受到洋务运动的启发和鼓舞，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呼吁和李鸿章的实践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康有为咒骂李鸿章的原因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不是李鸿章“热衷于奇技淫巧”，而是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帝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外交事物统统归入洋务。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军事家、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帝国当然的“外交家”，无论他懂不懂现代外交事务。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外国人知道了大清帝国有一个“相貌堂堂的”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同时也让国人在那个悲伤的年代终于揪出来一个罪大恶极的卖国者。李鸿章让所有的中国人因为愤恨得以在怒气中宣泄而感到心情平复了一些。

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之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罗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7页。）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前线最高指挥官。尽管他从一开始就是坚决的反战派，但是当朝廷决定一战的时候，他还是竭尽全力地主持着战事。战争失败，朝野把责任归于一人，他被革职了。即使是这样，如果他暂时引退便不会有日后巨大的名誉损失，可偏偏朝廷让他去日本马关代表帝国进行战后谈判。

李鸿章不愿意去。不是因为他被革职而闹情绪，而是他深知局面之艰难，他太了解洋人是些什么东西了。

李鸿章和洋人的交往很早。当他带领新创建的淮军进行千里大穿越的时候，他就已经和洋人有所接触了，他在其中流露出的对洋务的兴趣，让曾国藩都对他有点不放心。给他送行的曾国藩曾专门嘱咐他“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但是，他一上船，看到外国轮船上的设备和“洋人颇恭顺”的态度后，老师的嘱咐便全忘干净了。他认为，要改变帝国的现状一定要使用洋人的某些办法，而要用洋人的办法首先就要接触洋人。运送淮军的船刚一到上海，他立即订阅了三份英文报纸并且命令手下及时翻译出来，一份送北京的总理衙门，一份送曾国藩，一份留给自己阅读。李鸿章的淮军是最早装备全套西方武器装备的帝国部队。他也是在自己的部队中最早请洋人当教官的人。在后来创办军工企业的时候，他与洋人的来往更是频繁，洋商、洋工程师和洋学者皆是他客厅里的常客。

李鸿章是最早参与帝国对外谈判的大员，这使他在帝国中是最深刻了解洋人的禀性的人。1873年，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李鸿章接待了秘鲁全权公使葛尔西尼，这是他涉足外交领域的开始。这个开始令他很不愉快。秘鲁是当时利用“猪仔贸易”即奴隶贸易从中国沿海掠走帝国劳工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在秘鲁的中国劳工人数达11万。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受到非人的虐待，“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劳工们联名写下《诉苦公禀》，向帝国政府控诉，请求帝国政府的外交保护。心虚的秘鲁政府派公使来华是要求和中华帝国签订“友好条约”。秘鲁公使首先在北京遭到帝国政府的拒绝，帝国政府让他到天津和李鸿章谈。天津的谈判进行了八个月之久，李鸿章坚持先派人去秘鲁调查华人的遭遇处境，然后签订保护华工的章程，然后才能再谈别的。但是秘鲁公使坚持“华工保护不保护，全系立约不立约”的立场，并且依仗和各国列强的互相串通，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最后，忍无可忍的李鸿章拍案而起，李鸿章的强硬态度令秘鲁公使吃惊不小，因为列强们曾告诉他，大清帝国的官员是世界上“最软弱的一群官僚”。“愕然”之后的葛尔西尼说了一句“天津是个不好的地方”，然后沮丧地回国了。

李鸿章外交观念的基点，取决于他对世界近代潮流和各国扩张野心的认识。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