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人数和客人们的人数不相上下，因而，新河家必须同时准备截然不同的两套餐具和两种饭菜。这些保镖身上剪裁失当的龌龊的西服，尖厉而不沉稳的视线和卑俗的相貌，只顾默默咀嚼、稍有响动便一齐转头四顾的猎犬般的表情，饭后争相伸手抓起牙签剔牙时的悠然的神态……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些警察保镖的晚餐席上大放异彩，显得更胜一筹。然而可悲的是，在这些人当中唯独没有松枝侯爵的保镖。

侯爵不希望人为地改变这种尴尬的境况。既然警察认为侯爵身边绝对安全，自己再要求什么护卫，岂不给人落下笑柄？

侯爵最不愿意所面对的事实是，眼下这个时代，一个人的人身危险，正是这个人现时权力的保证。

因此，尽管距离不远，本可以安步当车，但侯爵夫妇还是乘坐自家的林肯轿车前往新河别墅。为了保护丈夫时时疼痛的右侧膝关节，夫人在他膝头叠放了毛毯。这是因为新河家老是习惯在户外吃饭前酒，直到太阳落山，气候变凉。当时，负责保卫的便衣警察要在以浅间山为借景的广阔庭院中的白桦林里站岗，一直站到天黑看不清人影。上司提醒他们不要太显眼，这样反而使他们仿佛成了暗中瞄准院中每位用餐者的刺客了。

新河男爵已经年过五十了，住在这座爱德华特风格的别墅里。男爵每天早晨最先阅读的是比日本报纸早到的《泰晤士报》的社论。就像英国殖民地的外交官一样，他有半打白麻布西装，每天都要新换一套。

男爵夫人对于她自身的唠叨数十年一直在继续。如今，夫人感到每天都能从自己身上发现新鲜的惊奇，但她决不愿看到自己一点点肥胖起来。

她对“新思想”已经厌倦，以“青踏派”为后盾的“天火会”很早以前就遭到废弃。她察觉“新思想”的危险，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件：女大毕业参加共产党的侄女儿，获得保释后回家的当天晚上，切断颈动脉自杀了。

尽管这样，夫人依然浑身充满精力，不可能将自己当作“灭亡的阶级”的一员。可怕的是，打从那位只会说些风凉话、不知道如何斗争的丈夫被列入右翼黑名单之后，他们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敌视，仿佛白皮肤的文明人士被迫呆在野蛮之国，一半出于好奇，一半想“回”伦敦去。

“我越来越讨厌日本了。”

这句话一时成了男爵夫人的口头禅。一位到印度旅行的朋友，告诉她自己所认识的印度人家的孩子，手伸到玩具箱里，被箱子底下的毒蛇咬死了。

“这正像日本啊。”夫人说，“只是插进一只手玩玩，没想到给躲在箱底的毒蛇咬着了。一个天真无辜、清清爽爽的人，竟这样给咬死啦。”

晴朗的傍晚，静静传来凄切的蝉声，空中一隅，远雷轰鸣。前来作客的五对夫妇都到齐了。松枝侯爵坐在藤椅上，夫人将毛毯展开盖在他膝头，火红的苏格兰条纹在草坪的黄昏里灼灼耀眼。

“政府在一两月之内不得不承认满洲国，总理已经有了这个主意。”

客人中一位大臣说。接着，他转向侯爵：

“听说前些时候，您见到百岛伯爵的公子了，是吗？”

侯爵只在嘴里“嗯”了一声。“这个人和对面的客人谈论满洲国，又和我谈论纳养子的事，倒是挺会做人的。”自从清显死后，侯爵夫妇一直谢绝别人介绍养子，最近因为心灵受挫，才听了宗秩寮的规劝，稍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树林尽头有一条小径通往下面的溪流，正在那个方向，耸立着夕晖里的浅间山。不知远方的雷声来自何处，人们顾恋着静静充溢在自己的面孔和双手之间的暮色，同时也品味着震撼心灵的远方的雷鸣所带来的不安。

“别人都到齐了，看来藏原先生也该来啦。”

新河男爵对夫人说，听到这话，大家都笑了。

藏原武介总习惯于最后一个到达，这种不算过分的迟到，包含着千钧之重。

他并不执意学习那些不修边幅的人，生硬的语调里含着几分矫揉造作，全然不像左翼漫画里的金融资本家。他坐的地方必定放着自己的帽子，西服的第二个扣子和第三个扣子不知为何那么亲密，领带经常系在领子的外头，总喜欢向右边的面包盘伸手。

藏原逢到夏天的周末都在轻井泽度过，其余季节的周末在伊豆山度过。他在伊豆山有两三町步的橘树园。他因自家产的橘子温润光滑，甘甜爽口而自豪，不但分给熟人享用，还寄赠给两三所福利院和孤儿院。真不理解，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成为一些人怨嗟的对象呢？

细思之，不论谁做梦也不会料到，这种乐善好施的表现和言行和对世界悲观的认识竟然出自同一个人物。对于聚集在新河别墅的宾客来说，倾听一位日本金融界巨头谈论越来越悲观、越来越破灭、越来越令人担心的未来，会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畅快。

高桥藏相的退任比起犬养首相的死，更使藏原感到可悲。不用说，斋藤首相组阁时匆匆走访过藏原，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没有藏原的协助便无法运作。”但是，藏原却从新首相身上嗅到一股说不出来的奇异的味道。

犬养内阁刚刚组成之际，再次断然禁止黄金出口，高桥在内阁内部暗暗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继续秉承古典重金主义者的意图，对这种新的政策消极怠工，使之不能获得预想的效果，景气未能恢复，物价低迷，到头来证明还是以往的旧办法好。

另一方面，新河男爵一心热衷于伦敦的一套做法，去年九月读了伦敦《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