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小城仓垣也未能攻下。当时幽州勤王的鲜卑骑兵逼近，石勒只得带骑兵赶回重门，将辎重和步兵转运到黄河南岸，继续向南阳、江夏方向流动劫掠。

讨论十六国北朝的骑兵运用，一个重要问题是当时骑兵和步兵数量比例。如十六国初的328年，前赵刘曜和后赵石勒会战于洛阳西郊，石勒调集境内几乎全部机动部队参战，共有“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步、骑兵比例接近2：1。[18]苻坚倾国进攻东晋，共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出征，步骑比例与后赵基本相同。[19]北魏进攻后燕时，后燕集结的兵力是“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步、骑比例约3：1。[20]在北魏占领河北地区后，后燕宗室慕容德率领一部分鲜卑人渡黄河占据青州，建立了南燕割据政权。史载慕容德渡河时有“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数年之后，他准备进攻东晋，在境内大规模征兵讲武，共有“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步骑比例约为7：1。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慕容德的辖区仅仅是青州一地（约今山东半岛），和北方马匹原产地直接的交通已经被北魏隔绝，因而马匹来源受到限制，导致步兵比例较高。[21]北魏孝文帝初年，大臣高闾曾建议组建一支防范柔然人入侵的部队，他提出其各兵种数量是：“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22]。这里用骑槊的是骑兵，用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步骑比例仍是2：1。

综上可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政权，正常步骑兵比例在2：1到3：1之间。如果北方草原之路被切断，骑兵比例就会大大降低。这个比例到唐朝初年仍基本稳定。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一支标准的二万人部队，分为守辎重六千人，马军四千人，以及作战步兵一万人，步骑兵比例为5：2。[23]

第二节 北方骑兵对南作战的特征骑兵作战的地理环境：山地与河流

在南北间战争中，因为南方政权缺少战马，北方骑兵对南方步兵占有压倒性优势。骑兵集群冲击需要开阔、平坦的地形，河流山林则是运用骑兵的障碍。在东汉末三国初，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如赤壁战后不久，曹仁骑兵与吕蒙在长江南岸的夷陵交战，吕蒙利用当地险峻的地形设伏，俘获很多曹军战马：

（吕蒙）又说（周）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24]

如何避开这些不利于骑兵的地形，在合适的地形上展开决战，是骑兵统帅必须关注的问题。山林之外，河流也是北方骑兵作战的障碍。南方政权一直重视依托河流抵御北方骑兵。黄河地处北方，冬季会封冻，无法阻拦北方骑兵南下，所以对南方的战略屏蔽作用很有限。但汉江、淮河则对割据战争有重要作用。450年冬，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举进攻刘宋，一支魏军进至彭城以北、泗水西岸的泡水河边。当地民众事先拆毁了桥梁，又趁魏军经过时在树林中击鼓，魏军“谓宋军大至，争渡泡水。水深酷寒，冻溺死者殆半”[25]。到梁武帝时，为防范魏军渡过淮河南下，甚至在钟离修筑了巨大的淮堰，使上游地区直至寿春尽成泽国，以迟滞北魏骑兵的攻势。

在枯水季节或者河流水势不太深急之处，骑兵可以涉水过河，且马会游泳，可以游过不太湍急的河流。所以北方骑兵将领往往运用这些渡河发动奇袭。在前秦对东晋的攻势中，晋军将领朱序驻防汉江南岸的襄阳城，他将江中所有的船只搜罗到南岸，认为这样就使秦军无法渡河。但秦军将领石越带领骑兵“游马以渡”，在南岸建立据点，抢夺船只将主力运送过河，一举攻克了襄阳外城。[26]在北魏与南齐的战争中，北魏将领韦珍受命带一支具装骑兵南渡淮河，到大别山区接应一支亲北魏的地方武装。当时齐军固守淮河上的渡口，希望隔绝魏军于北岸。韦珍自己带步兵佯攻渡口，而命令骑兵从上游水浅处涉水渡河。当双方步兵激战于渡口附近时，北魏骑兵已经迂回至齐军后方，前后夹击取得胜利。[27]魏孝文帝元宏征讨南齐时，曾指挥魏军围攻邓城。齐军将领崔慧景、萧衍率部前来解围。元宏派遣五百高车骑兵迂回到齐军后方，占领齐军来路上的河桥（证之以《水经注》，应当是淯水），截断其退路，使齐军因恐慌而陷入溃败。[28]

北方骑兵的袭掠战与季节特征

除了在会战中冲击敌步兵主力，北方骑兵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利用其机动性优势突入敌后纵深进行袭掠、破坏作战。这是北方民族的一种传统作战方式。对于较早的匈奴等游牧族来说，袭掠是一种战术性质的抢劫行为，只是为了满足部族成员和首领的贪欲。但在4—6世纪南北对峙时代，北方政权更有意识地在战略层面上运用这种策略。为防范北方军队，南方政权在边界地区修筑了一系列城池，聚粮屯兵进行持久防戍。北方军队强行攻城的代价很大，也无法发挥骑兵的野战优势。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在秋粮收获季节，用骑兵突入敌城池防线的后方，化整为零在乡间进行破坏，抢劫或焚烧刚刚收获的粮食，甚至掠夺人口。这使得南方城池能够征收到的粮食减少，难以维持戍兵的补给，从而影响其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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