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初期，东晋豫州刺史祖逖占据河南平原，依托谯城、梁城等城池与石勒政权对抗。石勒军队在争夺城市失败后，转而采取骑兵袭掠破坏战术，在秋收季节抢掠乡间地区。祖逖部众被迫男女老幼都投入抢收工作，在敌骑兵来袭时，只能烧掉田野中刚刚割下的粮食，以免落到敌人手中。这种破袭与反破袭的拉锯战持续了多年，使得祖逖军队始终难以发展壮大。[29]

东晋末，晋军试图收复后秦姚兴统治下的河南地区，在淮河以南的芍陂聚众屯田，积蓄军粮。当时驻扎边境的后秦将领向姚兴汇报此事，姚兴君臣对此的分析对策是：

（姚兴）召其尚书杨佛嵩谓之曰：“吴儿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当遣卿率精骑三万焚其积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当从肥口济淮，直趣寿春，举大众以屯城，纵轻骑以掠野，使淮南萧条，兵粟俱了，足令吴儿俯仰回惶，神爽飞越。”兴大悦。[30]

姚兴特意提出发动攻势的季节在“孟冬”即十月。这符合北方民族的活动惯例：除了这个季节战马最为肥壮，南方的粮食刚刚收获，还因为北方民族不适应南方湿热的夏季，雨季江河涨水、植被茂盛，也不便骑兵展开，而秋冬季则是骑兵驰骋的好时机。另外在兵力使用上，杨佛嵩虽然不准备强攻寿春城，但仍要用主要兵力屯驻城外监视城内的晋军主力，使之不能出城进行坚壁清野的工作；同时用轻骑部队袭掠乡野，断绝城内的军粮供应。

在北魏拓跋人与南朝的战争中，这种骑兵袭扰战术仍经常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与刘宋在422—423年争夺河南的战例。魏明元帝拓跋嗣准备进攻刘宋黄河以南地区。出征前诏命群臣讨论进攻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大臣们对此发生激烈争执：带兵出征的奚斤、公孙表认为应当首先进攻黄河南岸滑台、虎牢诸城。留守的崔浩则认为南朝人“长于守城”，强攻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奏效，不如分兵袭掠黄河到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列置守宰，收敛租谷”，使滑台、虎牢与后方断绝联系，其守军会不战自溃。[31]后来魏军重攻城而轻袭掠，围攻两城数月方攻克，且在攻城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公孙表也因建言失策被拓跋嗣秘密处死。

423年河南战役之后，北魏骑兵仍经常袭掠南朝控制区。宋文帝刘义隆曾向群臣征询应对战略，何承天因此上《安边论》，他没能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对策，但在上书中却记录了魏军骑兵袭掠的一些特征：

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爇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御之……[32]

这段文字中多处化用了《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其实此时拓跋人的生活习惯、战术和草原匈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栉风沐雨”的游牧生活、“败不羞走”的战争态度，都不再是此时魏军的特征。但何承天描绘的拓跋骑兵习惯在秋末发起进攻，主要战术是践踏庄稼、焚烧农舍，却是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

这种袭掠规模最大的，当数450年的拓跋焘亲征之战。此战魏军投入兵力数十万，多路同时南下，越过淮河直至长江。在大纵深的进攻中，北魏没有专注于攻城，也没有组织太多后勤粮秣供应，主要靠抢掠南方的农村地区获取军粮。江、淮之间遭受魏军严重破坏，之后多年都难以恢复。刘宋边防重镇寿阳、彭城、下邳、盱眙等都闭门固守，未被魏军攻陷。但北魏军单纯依靠抄掠为食，后勤保障很不充分，无法进行持久作战。

拓跋焘这次大规模南征之后，北魏对刘宋边境的小规模骑兵侵扰一直未曾停止，给刘宋造成很大压力。如六年之后的456年，宋孝武帝“诏问群臣防御之策”。诏旨主要关心的，就是如何对付北魏骑兵的这种袭掠，而孝武帝描述的困境和十几年前何承天的陈述基本相同：

胡骑倏忽，抄暴无渐，出耕见虏，野粒资寇，比及少年，军实无拟，江东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赡？……贼之所向，本无前谋，兵之所进，亦无定所。比岁戎戍，仓库多虚，先事聚众，则消费粮粟，敌至仓卒，又无以相应。[33]

可见北魏这种骑兵袭掠没有特定的目标，也不以寻找宋军主力会战为目的，只是抢夺农田中的庄稼和农夫，可以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游击作战”。它直接破坏了宋军的军粮征收和供应。而宋军缺少骑兵难以做出反应，在边境屯驻的步兵不仅难以捕获敌军主力，还要吃掉大量粮食，更堕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于孝武帝提出的这个问题，刘宋文武臣僚找不出合适的对策。

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间，北魏趁南方内战之机占领淮河以北。而淮河以南河流、丛林较多，不便于骑兵奔驰，南方对骑兵袭掠的紧张才有所降低。但南朝一直注意北方骑兵在秋冬季节出击的特点。比如刘宋末年，萧道成担心被残暴的后废帝（苍梧王）杀掉，希望挑动北魏发动侵袭，从而使自己获得驻防边疆的任命。他嘱托亲信刘善明说，已到“秋风行起”的季节，如果在边境稍微制造事端，吸引北魏军入境报复，则可以获得离京的机会。当萧道成代宋建齐后，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