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明上书讨论边防问题，说“秋风扬尘，容能送死，境上诸城，宜应严备”，还在警惕魏军秋季的攻势。[34]此时萧道成之子、豫章王萧嶷任荆、湘二州刺史，次年春，魏军渡过淮河进攻寿春，骑兵向西南进犯南阳一带，引起南方惊恐，但萧嶷认为“虏入春夏，非动众时”，即春夏不是北方骑兵活跃的季节，所以没有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后来事实证明萧嶷的判断正确。[35]

史书中“铠马”的数量误区

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骑兵和战马都披铠甲的具装骑兵经常在战争中使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对具装骑兵的称呼有“具装马”“铠马”“铠骑”“铁马”“铁骑”“甲骑”等等。[36]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称呼很容易用作文学化的修辞，将没有马铠的骑兵也称为“铁马”等。

比如《魏书·姚兴传》载，后秦进攻河西的乞伏乾归，“遂入枹罕，获铠马六万匹”[37]，似乎是俘获了六万匹披具装铠甲的战马。但以乞伏乾归的国力和势力范围，不可能有这样一支强大的骑兵武装。《晋书·姚兴载记》对此的记载是：“乾归败走，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38]。以三万六千名部众，也不可能有六万多匹具装马。其实这个人、马比例是按从事游牧的部落，所谓“铠马”，在这里应该是“战马”的同义语，即可以用来披铠甲作战的马匹。在两汉和三国文献关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记载中，从未提及这些游牧族使用具装战马。这有其必然性。首先，马具装（马铠）的制造工艺和成本相对较高，单纯草原民族的经济形态，不容易支持。其次，如本书前文所述，草原游牧民的习惯战术是骑射，不愿打近距离的冲击肉搏战，沉重的马具装也会降低战马的机动性。所以具装战马都是在习惯冲击战术，且对手主要是步兵的情况下采用的。

十六国初期，石勒与幽州鲜卑段部骑兵作战，“获铠马五千匹”。后来伏击刘琨率领的鲜卑骑兵，又“获铠马万匹”[39]，与石勒作战的鲜卑人当时尚未建立汉化政权，恐怕难以大规模组建具装骑兵部队，这些“铠马”应当还是普通战马。同理，北魏末年，崔延伯、萧宝夤平定关中的叛乱，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40]，数量也有夸大之嫌。

北魏道武帝进攻后燕时，长孙肥与四千名后燕步骑兵作战，“获铠骑二百”[41]；太武帝与后秦姚兴军队作战，“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42]，这个数字不太夸张，而且后燕和后秦都是一定程度上已经汉化的政权，应当组建了具装骑兵部队，所以这两处应该是真正的具装骑兵。

在十六国南北朝时的文献中，除了将没有铠甲的战马误称为“铁马”“铠马”，当时文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真正的具装骑兵并未进行明确指明。比如刘曜的前赵政权有一支近卫骑兵部队：“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在刘曜进攻河西张骏的战争中，这支亲御郎骑兵也参加了战斗。[43]但时间稍晚，东方石虎的后赵政权也有一支禁卫骑兵“云腾黑槊”，或称“黑槊龙骧”，史书只提及他们都持黑漆槊作战，总数有五千人，也曾参加进攻河西政权，但却未提及他们的战马是否有具装。[44]其实，根据这支部队的地位和当时的习惯看，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应当是有马具装的。

此外还有一个现代研究者容易误解之处，就是古代文献中的所谓“轻骑”。在中亚和欧洲很早以来就有轻骑兵和重骑兵的区别：轻骑兵没有马甲，以弓箭为主要武器；重骑兵则是人、马都有铠甲，以长矛冲击为主要战术。[45]但在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区分的概念。中国文献中的“轻骑”，都是指不带后勤辎重的纯骑兵战斗部队，侧重的是行军速度因素；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携带全部辎重的骑兵（辎重往往用大车运输）。所以，中国的“轻骑”未必没有具装，而非“轻骑”的骑兵也未必有具装，具装骑兵在战斗中也可能卸下具装作战。总之，当时大量的骑兵战斗，史籍都未言明是否是具装骑兵，从而对现在的研究造成了极大不便，所以本书不用专门章节讨论当时具装骑兵的战术问题，对于一些可以认定是具装骑兵的史料则进行单独讨论。

第三节 南方政权的骑兵建设南方骑兵建制与规模管窥

自曹魏明帝青龙年间尚书省开始有骑兵曹，到西晋时依旧沿袭。在与刘、石武装的战争中，西晋主力部队都在中原战场消耗殆尽。东晋政权在江南重新立国，依靠的是南方诸州的地方军，基本没有骑兵武装，尚书省的骑兵曹亦被废止。亲朝廷的北方地方势力与江南隔绝，如并州刘琨、凉州张轨、辽东鲜卑段部等，也无法为东晋朝廷提供骑兵。所以东晋政权建立之初骑兵建制基本是空白，掌握、运用骑兵战术的问题更无从谈起。

东晋朝廷直辖的兵力较少，大州刺史、都督的军府拥有较多军队，是与北方作战的主体。在东晋立国数十年中，这些地方实力派通过与北方政权的战争，逐渐能搜罗一些战马，建立起小规模的骑兵部队。东晋末刘裕在征服南燕、后秦的战争中，俘获了很多骑兵和战马，使晋军骑兵规模一度增加，所以当他称帝建宋后，又增加了尚书省骑兵曹的建制，由一名尚书郎主管。但刘宋缺乏新的战马补充，随着自然老化和与北魏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