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明显增加，说明梁的长江下游地区仍非常缺少战马。当时西魏乘机南下占领益州，切断了南朝的马匹进口通道。此后的陈霸先军也一直以步兵为主力，没能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朝的灭亡。

第四节 南方骑兵作战特征对北军的破袭作战

南方政权的骑兵数量少，在对北方战争中往往捉襟见肘，不堪应付。但如果能利用北方军队疏于防范的麻痹心态，对其发动突袭，也往往能获得一定战果。

在宋少帝初抗击北魏的战争中，司州刺史毛德祖驻防虎牢城，仅能拼凑起一支二百人的骑兵部队在黄河南岸巡防。这支骑兵曾对一支千人的北魏军发起突袭，取得俘获二百人的战果，但随后遭到五千余名北魏骑兵的围攻，很快溃败。此后毛德祖部据守虎牢城直至陷落。[72]和这场骑兵战斗类似的，是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梁军北伐涡阳，北魏军十五万前来救援（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前锋在树林中驻营。梁将陈庆之认为魏军选择在茂密的林地宿营，是因为远来疲惫不愿作战，因而率领二百名骑兵进行突袭，击溃了这支军队。[73]这两次战斗，都是利用魏军初入宋境、对战场环境比较陌生的机会进行攻击，所以能够取得战果。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初，魏军再次大举南下，刘宋淮北城池都闭门坚守。一支魏军驻扎汝阳，负责看管掳掠来的刘宋百姓。宋文帝刘义隆获取这一情报，命彭城驻军“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当时刘义隆之子刘骏驻防彭城，他征发彭城百里之内的军民马匹，共收集一千五百匹组成五个骑兵军，前往五百里之外的汝阳。这支部队接近汝阳时再次拣选马匹，只选取一千一百匹精干堪用的战马前往战区。当时看守俘获百姓的北魏军营在汝阳城北三里，魏军没想到彭城方向宋军会进行远距离奇袭，没有防备。宋骑兵杀死魏军三千余人，焚烧其辎重，被俘百姓大都趁乱逃走。但这支宋骑兵在返回途中被北魏骑兵追击，因连日奔驰作战疲劳不堪而溃败，六名主将中三人战死、被俘，能够返回后方的士兵仅九百余人，马仅四百匹。[74]

这场战斗说明，在北方大部队快速推进时，后方勤务部队会存在疏于防范之处。宋军骑兵如果能抓住机会进行奇袭，可以收到较好战果。但这次战斗也暴露出刘宋政权骑兵建制的弱点，即缺乏统一和集中，马匹需要临时征集；士兵和军官之间缺乏协调，也影响战斗力。这支部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一名军主垣谦之临阵先退所致（此人事后被处斩）。所以南方军队战马、骑兵数量少固然是一大缺憾，更重要的则是骑兵缺乏战斗经验，在战斗中往往难以抓住打击敌军的机会。

对北魏骑兵正面作战

北方政权骑兵数量多、战斗力强，对南方政权的威胁最大。如北魏孝文帝亲征，给南齐人印象最深的是魏军“铁骑为群，前后相接”[75]。所以南北方会战时，南方骑兵最主要的对手是北方的骑兵而非步兵。在这种双方骑兵数量、素质极不对称的战斗中，南方仍不缺乏擅长马槊冲锋的骑兵将领（有些是从北方投诚而来）。这种南北骑兵对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装骑兵不如无具装骑兵机动性强。北方骑兵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南朝步兵，经常披具装铠。南朝骑兵将帅因此扬长避短，有意用轻装骑兵冲击敌笨重的具装骑兵，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如刘裕伐南燕的临朐战役，南燕方面投入了“具装虎班突骑”，晋军当时没有具装骑兵，史书仅提及一部分“轻骑”为“游军”，担任侦察警戒任务。[76]但晋军轻装骑兵参与了对鲜卑骑兵的战斗，并取得了临朐战役的胜利。[77]

再如元嘉末年（453年）刘宋对北魏的北伐，西路宋军从襄阳出发，进攻北魏弘农、陕城方向。双方在陕城外展开会战。宋军统帅骑兵的薛安都原是北人，比较擅长骑战。两军在陕城下列队布阵时，一支北魏骑兵首先奔驰到宋军附近挑战。薛安都骑具装战马冲刺，“瞋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当两军主力进入激战后，北魏突骑冲击宋军步阵引起宋军惊恐。薛安都脱下头盔铠甲，“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与北魏具装骑兵厮杀，“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此举极大缓解了北魏骑兵对宋军的威胁。当天双方战事僵持，魏军仍固守陕城。次日，双方再度开战。宋军步、骑兵左右分开列阵。当两军激战时，薛安都“不堪其愤，横矛直前，出入贼陈，杀伤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复入”，激战一天后魏军溃败，被斩首及俘获数千。这是刘宋对北魏为数不多的胜利之一（但随着东线的溃败，西路这支宋军不久也主动撤退）。[78]薛安都骑兵的突出表现，是此次宋军获胜的重要原因。

宋孝武帝孝建初年（454年），魏军对泗水（清水）以东、黄河以南的刘宋据点展开进攻。宋台军骑兵幢主焦度受命增援，在清口“刺虏骑将豹皮公堕马，获其具装铠槊，手杀数十人”[79]。在南齐初年，北魏军数次对齐军边境城垒展开攻势，建元三年（481年），魏军围攻泗水入淮处的角城，齐将周盘龙与其子周奉叔前往解围，以数百骑兵对抗上万北魏骑兵：

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余人陷阵，虏万余骑张左右翼围绕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没。盘龙方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