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箸，驰马奋槊，直奔虏阵，自称“周公来！”虏素畏盘龙骁名，即时披靡。

时奉叔已大杀虏，得出在外，盘龙不知，乃冲东击西，奔南突北，贼众莫敢当。奉叔见其父久不出，复跃马入阵。父子两匹骑，萦搅数万人，虏众大败……[80]

这段记载可能有一定夸张。但魏军指挥此次南征的统帅是冯熙、元嘉，他们的本传都没有记载在角城（淮阳）的这次战斗，可能小有损失而不予记载（如果有大胜或大败则不会遗漏）。再如梁天监初年（502年），冯道根驻阜陵阻截自寿春南下的魏军，“魏将高祖珍以三千骑军其间，道根率百骑横击破之，获其鼓角军仪”[81]。梁末，数万北齐军队渡过长江运动到建康城北。陈霸先率部与之会战，部将侯安都“率十二骑突其阵，破之，生擒齐仪同乞伏无劳。又刺齐将东方老堕马”。南方阴雨泥泞阻碍了北齐骑兵的发挥，当双方决战于幕府山时，侯安都带步骑兵共千余人绕到齐军后方攻击，造成齐军溃败，在南方军队追击下几乎全军覆没。[82]可见小股南方骑兵在面临大量北方骑兵时，如果敢于猛烈冲击，往往会使敌陷入混乱，难以做出反应，从而取得一定战果。

不擅长骑兵集群运用

以上都是南方少量骑兵，甚至是骑兵统帅单人独马面对大量敌骑兵时的成功战例。这些夸张的战例有其原因：大规模军团在受到小规模、高机动性的敌军冲击时，往往因为信息传达、指挥不畅而陷入混乱；披着沉重具装铠的骑兵难以追逐轻装骑兵；以及南方政权为了鼓舞士气而进行的夸大宣传。毕竟在很多战役中，小股南方骑兵都免不了被优势敌军歼灭的命运，如前述毛德祖的先胜后败之战。但这些颇具个人英雄色彩的战例背后，南朝骑兵的不足也很明显。当南朝政权努力集结起一支规模较大（超过千人）的骑兵时，统帅缺乏调度、指挥经验的弊病就会暴露出来，且基层作战单位之间也缺乏协同配合。

除了前述530年千余名刘宋彭城骑兵进行破袭战的例子，在普通四年（523年），梁对北魏大举北伐，由于开通了与吐谷浑马匹来源，合肥裴邃部下骑兵达三千之多。在北伐到寿阳城下时，梁骑兵的指挥协调显然发生了问题，与魏军作战失利被迫撤退。裴邃收集败兵对骑兵组织进行整合，改变了以往东晋南朝军队只以红色（绛）为军装的习惯，“令诸将各以服色相别”，他自己直接指挥下的骑兵都穿黄袍，“自为黄袍骑”。在稍后的进攻中梁军获取了一定战果，占领了一些魏军城垒，但裴邃未能攻克寿阳便死于军中，其整合过的骑兵也不再见于记载。[83]从数量上说，这应该是东晋南朝在特定战区集结骑兵数量的巅峰。再如南朝陈末的将领萧摩诃，本人骑术很精湛，也有很多单人独骑的战斗经历，在进攻北齐时，他率部进军吕梁与齐军交战，曾“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齐众大溃”。不久后周灭齐，萧摩诃又与周军数千骑兵作战，“领十二骑深入周军，纵横奋击，斩馘甚众”。北周援军赶到并切断了陈军后方水路。当时陈军有步兵三万，具装骑兵二千（可能只有部分有具装），几乎集中了举国的骑兵战斗力，但统帅吴明彻丧失斗志宣布撤退，在归途中被周军阻击，乘船的步兵几乎全部被俘获，只有萧摩诃带领骑兵逃回江南。[84]可见在骑兵规模较大时，南朝的统帅很难发挥其集群战斗力。直到589年隋军渡江，这些陈军骑兵再也没能有突出表现。

骑兵在南方内战中的作用

除了与北方政权作战，东晋南朝在长江流域的内战也很频繁。当作战双方都是“南方化”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时，规模不大的骑兵常在战场上有突出表现，甚至对战局起到决定性作用。南方民众在生活中很少接触马匹，临时起事的民众武装尤其缺乏对骑兵的战争经验和心理准备，往往少量正规骑兵就可以制造很大恐慌。比如东晋末天师道徒在会稽起义，刘牢之率北府兵前往镇压，天师道军据险固守。刘牢之之子刘敬宣率领一支骑兵迂回到天师道军后方，“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85]。由于缺少骑兵及对抗骑兵的经验，天师道军难以在陆地与朝廷正规军抗衡，只能依托舰船和海岛进行水上流动作战。

410年，当刘裕率晋军主力出征南燕时，天师道军又从广州起兵，乘战舰从湘江、赣江入长江，直抵建康城外。刘裕仓促从青州回师，为巩固建康人心，他派千余名从南燕俘获来的“具装虎班突骑”沿江岸巡逻，“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贼并聚观，咸畏惮之”，给江心洲上的天师道军极大震撼，使其长期不敢上岸决战。[86]南齐武帝萧赜时，昔日天师道起事的会稽、钱塘地区再次发生起义，萧赜“遣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讨”，负责指挥骑兵的是擅长马槊的马军队主陈天福，结果“贼众乌合，畏马。官军至钱塘，一战便散”[87]。到明帝萧鸾末，因其诛杀大臣激起老将、会稽太守王敬则反叛，在向建康进军途中，百姓十余万人持农具参加。当叛军攻击朝廷军队固守的营垒时，后方遭到朝廷马军冲击，“白丁无器仗，皆惊散，敬则军大败”，王敬则被朝廷骑兵刺杀。[88]这些战例说明，南朝骑兵虽然规模、战斗力难与北方抗衡，对付江南地区的民变和起义军却占有绝对优势。

南朝骑兵在内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