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所以王濬在征南参军之后、巴郡太守之前，曾到贾充的军府担任从事中郎。此次迁转的因由，应是贾充准备外调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秋七月癸酉，以车骑将军贾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贾充原一直在朝廷任职，车骑将军为虚号，此时调外任都督，方需扩充府僚。王濬可能得到羊祜的保荐，才获此升职。但当时贾充不愿放弃中枢之权，所以拖延迟迟不肯赴任，到这年冬天将女儿嫁给太子，方正式获准留任朝廷。[38]所以王濬的“车骑从事中郎”，也是短期的有名无实之职。大概在贾充确定不调外任之后，王濬也就转任益州的巴郡、广汉太守了。

西陵之战引发西晋对水军建设的重视

到泰始八年（272年）六月，益州发生兵变，刺史被杀，王濬平息叛乱，被升为益州刺史。此事其本传和武帝纪记载甚明确，无可争议。[39]但《资治通鉴》在此月（泰始八年夏六月）记载其开始建造战舰，却未必正确。因为当时益州刚刚结束叛乱，未必能有大规模造舰之举。

在此年九月，吴西陵督步阐投降晋朝。西陵扼守长江东出三峡之口，起着防范益州（蜀地）舰队顺江东下的战略作用。晋荆、益两州军队前往增援，与吴军发生激烈战斗。步阐投降之初，晋军的部署是：

（一）以荆州刺史杨肇率兵三万前往援助西陵。

（二）荆州都督羊祜率兵五万攻击东吴在江北的重镇江陵，试图以围魏救赵之策缓解西陵围城局势。

（三）益州的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顺江而下，攻击东吴在长江最西端的据点建平城，试图在破城后直下三峡，增援西陵之军。

东吴负责西线荆州防务的是江陵都督陆抗，他针对晋军的部署是：

（一）亲自率兵从江陵急进西陵，在城外掘壕，阻绝杨肇援军入城，并围困城内的步阐军。

（二）留一部分兵力固守江陵对抗羊祜，同时命江南公安等地的吴军水路增援江陵。江陵吴军还掘开河堤放水，使羊祜军队粮船搁浅，不得不改用车运，运输效率大为降低。

（三）以水军督留虑的舰队扼守三峡，阻击晋巴东水军，使其无法增援西陵及江陵战场。

双方军队的战事自十一月开始，杨肇军被阻击于西陵城外，损失惨重，到十二月被迫撤退，又被陆抗军追击，伤亡惨重。羊祜所部进展艰难，也被迫从江陵撤兵。随着晋军撤退，西陵被吴军攻克，步阐等人都被处死，此战宣告结束。晋朝追究战败责任，荆州刺史杨肇被免为庶人，羊祜军号也从车骑将军降为平南将军。但就任不久的益州刺史王濬未受处分，这说明投入战场的巴东水军并不属其指挥序列（应是归荆州都督羊祜指挥）。朝廷对羊祜等人的弹劾原文为：

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40]

细究晋军以八万优势兵力败于三万敌军的根源，在于没有掌握长江上的“制水权”：第一，羊祜五万主力不能及时攻克江陵，重要原因在于内河断流、粮运不继；第二，杨肇所部驰援西陵，也是从陆地进军，“兵少粮悬”而致失败；第三，巴东出发的晋军舰队被阻绝于三峡，无法为西陵、江陵战场提供兵、粮援助。反观东吴的胜利，则处处与控制长江有关：可以通过长江航道快速运兵、粮，阻击晋军于西陵城下；江南的东吴驻军也可以通过航运增援江北战场。所以，此次失败使羊祜开始重视组建长江舰队，而王濬的益州此时方开始成为大规模造船基地。

王濬在益州造舰的开始时间与波折

王濬本传未载其造舰工作始于何时，《资治通鉴》则系于泰始八年（272年）夏其刚刚就任益州刺史时，显然过于提前。其实王濬在益州造战舰历时较久，且分为不同阶段。下面逐一论述。

在咸宁五年（279年）秋，王濬上书晋武帝，陈说立即伐吴的必要性，其中提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41]。古人用虚岁计年，所以其开始造船的时间应是273年，正是羊祜的荆州军惨败于西陵的第二年。

但为何造船的任务偏偏落在王濬的益州？羊祜所在的荆州，有汉江（即沔水）汇入长江，在襄阳修造的舰队也可以驶入长江。但问题在于汉江流量小，难以容纳大型战舰。当年司马懿在荆州造船后，便因“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而导致计划流产（见前文）。所以最为便捷的还是在益州造船，开战时可开出三峡，顺流直下。此时羊祜的都督区范围并不包括益州，但他的官位远远高于王濬，且是王濬旧日府主，可以利用其私人影响力动员益州造船。王濬本人亦热衷于伐吴，两人在这个事业上取得了一致。

王濬虽然从273年就开始造船，但这只是他和羊祜两人的默契，尚未得到朝廷及晋武帝的首肯，所以其规模不会太大。而他开始大规模建造战舰的时间，在《华阳国志》中有明确记载，是在咸宁三年（277年）三月：

三月，（王濬）被诏罢屯田兵，大作舟船，为伐吴调。别驾何攀以为佃兵但五六百人，无所办，宜召诸休兵，借诸郡武吏，并万余人造作，岁终可成。濬从之。攀又建议：裁船入山，动数百里，艰难。蜀民冢墓多种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42]

另据《三国志》，晋武帝为了不泄露伐吴计划，是秘密命令王濬造船，且只让其用现有的屯田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