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而没有发诏书动员其他兵力。但王濬为了尽快造船，还是接受何攀的意见，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动员。因为没有正式诏命支持，遭到了其下属的广汉郡太守张斅抵制：

（张斅）晋武帝世为广汉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讨吴，无虎符，斅收濬从事列上，由此召斅还。帝责斅：“何不密启而便收从事？”斅曰：“蜀汉绝远，刘备尝用之。辄收，臣犹以为轻。”帝善之。[43]

《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泰始八年（272年），而据《华阳国志》，当是277年之事。这里提到武帝给王濬的命令是“中制”，即寄自朝廷的密信而非明抄诏令，也使得王濬征兵无虎符可用。张斅以郡太守公然抗命，几乎泄露造船之谋，却得到司马炎赞许，则是因为触动了其最敏感的神经—防范边帅叛乱。当然，王濬真正开始造船之后，零碎木屑蔽江而下，直入东吴境内，几乎已经无密可保，只因吴后主的昏庸怠政，才未能进一步加强江防。

据《华阳国志》，这年十月，王濬派何攀到洛阳上表，进陈伐吴策略，并命他在回程时途经襄阳，以便“与征南将军羊祜、荆州刺史宗廷论进取计”。可见王濬仍非常重视与昔日府主羊祜的协同。据《华阳国志》，咸宁四年（278年）：“刺史濬当迁大司农，至汉寿，重遣参军李毅诣洛，与何攀并表求伐吴。”[44]此时王濬在益州已整整六年，晋武帝防范疆臣坐大，调换他也很正常。且大司农属九卿，对于王濬来说也属于升职。更重要的是，伐吴战争即将开始，晋武帝显然是想改派更为得力的，甚至是有亲属关系的人刺益州，以便其立功受奖。

但羊祜立即向晋武帝进言，保举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获得批准，方使其继续进行造船工作。此事《晋书》的王濬和羊祜本传都有记载，但都不系年月，且与其他史事前后混杂；《资治通鉴》将其系于泰始八年（272年），显然有误。现对照咸宁四年（278年）后半年的诸事，可以证明《华阳国志》记载无误，且可以发掘出当时的更多历史细节。先看羊祜本传：

祜寝疾，求入朝。既至洛阳，会景献宫车在殡，哀恸至笃……疾渐笃，乃举杜预自代。寻卒，时年五十八……[45]

据《武帝纪》，羊祜卒于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这说明他临死前数月已经返回洛阳。能够旁证其返回时间的，是“景献宫车在殡”（即羊祜姐姐、司马师之夫人刚刚去世），据《武帝纪》，景献皇后卒于此年六月，羊祜于咸宁四年下半年因病回洛阳，恰逢其姐姐的丧事。而王濬被征调为大司农，《华阳国志》载于咸宁四年末条，应为下半年之事。显然，晋武帝也担心羊祜离任或去世后，王濬可能难于驾驭。

据《华阳国志》，王濬接到调令后离开成都，但至汉寿便不肯前行，派僚属到洛阳请求伐吴，也是担心在益州已经进行的造舰事业功亏一篑。据王濬本传：“车骑将军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于是重拜益州刺史。”此条羊祜的军号有误，因为羊祜此时已升为征南大将军。但可见他在洛阳向晋武帝做了不少工作，使得晋武帝增加了对王濬的信任，使其重任益州刺史。而且，此时王濬的职责还有增加，首先是军号升为龙骧将军，据说是羊祜引用当时东吴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故以龙为王濬军号（王濬小字阿童）；[46]不过据《华阳国志》，正式加这个军号是咸宁五年（279年）初之事，而羊祜已卒于去年十一月。[47]

另外，王濬的都督区范围也有扩大，“假节，监梁、益二州军事”，因其资历较低，故为“监”而非“都督”。所监增加了梁州，是将梁州的氐、巴骑兵划入其指挥序列。益州本土素来缺乏骑兵，这是给王濬增督梁州的重要原因。所以年底进军之时，其军中便有“梁州三水胡”兵。据王濬本传，他修造的“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可见大船也是为了搭载骑兵。王濬舰队启程时，曾因“争骑”而斩部将李延，也证明其舰队中搭载了骑兵。[48]

第三节 灭吴之役的部署朝廷党争与伐吴争论

西晋灭吴的大规模攻势开始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在此前一年间，西晋上层关于是否以及何时发起攻势，一直有激烈争执。伐吴之议虽然得到晋武帝首肯，但招来了重臣贾充的反对。灭吴成功与否，对贾充并无直接厉害关系，但此事由羊祜首倡，一旦成功，羊祜的权威便会大为提高（即使羊祜死后，成就也会由其继任者杜预获得），这是试图垄断朝政的贾充不愿看到的，所以他一直坚决反对伐吴。西晋政治并非君主一人独大，新兴的士族高门对皇权构成了一定的牵制。那些没有参与首倡此事的士族高官也纷纷附和贾充之说，所谓“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49]。《晋书》对这些争议多不系年月，《资治通鉴》则将其一概放置在十一月出兵之前。但通过《华阳国志》及《晋书》诸传记的记载，仍能基本勾勒出西晋灭吴战略的基本形成及争议过程。下面进行详细辨析。

使晋武帝下定伐吴决心的，是咸宁四年（278年）底羊祜回洛阳养病，二人有了当面交流的机会。晋武帝担心若羊祜病重不起，前方战备陷于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