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留腹心将佐以辅之。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52]

[1] 《宋书·武帝纪上》，第15页。

[2] 《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六《偏霸部十·慕容超》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南燕录》：“（义熙）五年二月，晋相刘裕率众来伐。三月，晋师渡淮。”时间皆比《宋书·武帝纪》早一个月，似应以《宋书》为准。

[3] 《宋书·武帝纪上》，第15页。

[4] 《宋书·武帝纪上》，第15页。

[5] 以下引文见《晋书·慕容超载记》，第3181页。

[6] 《南史》卷一《宋本纪上》：“及入岘，帝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众问其故，帝曰：‘师既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军无匮乏之忧，胜可必矣。’”（第9页）

[7] 参见《宋书·武帝纪》，卷四十七《孟龙符传》，卷四十九《刘钟传》，卷一百《自序》；《晋书·慕容暐载记》。

[8] 《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五：“裕遣藩及谘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河内向弥潜师出燕兵之后，攻临朐，声言轻兵自海道至矣，向弥擐甲先登，遂克之。”按，声言轻兵自海道而至之事，《宋书·武帝纪》、向弥（向靖）本传、《慕容暐载记》皆不记载，不知《通鉴》采自何书，可能来自当时尚存的《十六国春秋》。临朐距离渤海不到百里，且城下有巨洋水入海，晋军自海道绕过山东半岛来袭，亦有其可行性。参见《水经注疏》卷二十六《巨洋水》。

[9] 《宋书》卷四十五《檀韶传》：“从征广固，率向弥、胡藩等五十人攻临朐城，克之。”（第1372页）此“五十”应为“五千”之误。《宋书》卷四十五《向靖（向弥）传》：“从征鲜卑，大战于临朐，累月不决。弥与檀韶等分军自间道攻临朐城。弥擐甲先登，即时溃陷，斩其牙旗，贼遂奔走。”（第1374页）此“累月”为“累日”之误。因为临朐战役只持续了一天。

[10] 《宋书·武帝纪上》：“大军进广固，既屠大城。超退保小城。于是设长围守之，围高三丈，外穿三重堑。停江、淮转输，馆谷于齐土。……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第16页）

[11] 以往割据青齐的曹嶷、段龛等武装，虽向东晋称臣，实际上仍是独立割据状态。

[12] 据《宋书·武帝纪》和《南史·宋武帝纪》，加大都督时间为三月；但《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七为二月。大概朝廷二月发布加大都督之诏令，但刘裕要根据惯例辞让，最终接受时已至三月。伐秦檄文的发布日期，据《南史·宋武帝纪》为四月乙丑。则从二月获悉姚兴死讯，到四月发布檄文，是刘裕前期酝酿和准备伐秦阶段。

[13] 《宋书·武帝纪中》，第36页。

[14] 《宋书·武帝纪中》载王仲德时为北兖州刺史，但卷四十六《王仲德传》则载其职为冀州刺史。盖两职授予时间稍有先后，两传各载其一。冀州或北兖州，都在新占领的青齐地区的西部。

[15] 据《魏书》卷一百六中《地形志二中》平原郡聊城县有畔城。但《魏书》所云之畔城，皆在黄河北岸；宋军所进向之半城，应在黄河南岸，盖此段黄河南北两岸都有一城，临河方向皆做半缺状，故都可称为半（畔）城。南岸之半城，后被宋军营建为碻磝城。《水经注疏·河水五》云：“河水……迳碻磝城西。《述征记》曰：‘碻磝，津名也。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为津也。其城临水，西南崩于河。’”可见其残半之状。（见第468页）

[16] 《宋书·武帝纪中》：“八月丁巳，率大众发京师……九月，公次于彭城……”（第36页）

[17] 《宋书·王镇恶传》：“初，高祖与镇恶等期，若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前。”当王镇恶等违令冒进遭遇困难时，刘裕又斥责其使者：“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第1369页）

[18] 《宋书·武帝纪中》云：“公又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河。仲德破索虏于东郡凉城，进平滑台。”（第36页）但北魏史书对此的记载稍有不同。《魏书》卷三《太宗明元帝纪》：“九月……司马德宗相刘裕溯河伐姚泓，遣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从陆道至梁城。衮州刺史尉建畏懦，弃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台。”（第56页）《魏书》“梁城”，即《宋书》之凉城。但关于王仲德部的进军方式，《宋书》载为“水军入河”，《魏书》则为“从陆道”。两相对勘，应以《魏书》为是。因为在九月时，泗水入黄河的航道尚在开凿之中，未能开通，晋军舰队不可能驶入黄河。当然，《宋书》所载是刘裕给王仲德的指令而非实际战事，即命令他开泗黄航道后以水军夺取滑台，由于工程艰难，王仲德遂不待通航而从陆地进军。

[19] 《魏书》卷二十九《叔孙建传》，第703页。

[20] 参见本章末附录《刘裕伐后秦“水军出石门”辨正》。

[21] 《宋书·自序》：“时襄邑降人董神虎有义兵千余人，高祖欲绥怀初附，即板为太尉参军，加扬武将军，领兵从戎。林子率神虎攻仓垣，克之，神虎伐其功，径还襄邑。林子军次襄邑，即杀神虎而抚其众。”（第2455页）

[22] 《水经注疏》卷七《济水一》：“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将通之，不果而还。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