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刘公西征，又命宁朔将军刘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东注而终山崩壅塞……”（第658页）按，刘遵考开石门航道，应是从义熙十二年（416年）十月开始。《水经注》载刘裕伐秦，多径载为义熙十三年，其实战事乃从十二年延宕至十三年。

[23] 《水经注疏·汳（汴）水》：“汳水又东迳周坞侧，《续述征记》曰：斜城东三里。晋义熙中，刘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缘汳故沟，斩树穿道七百余里，以开水路，停薄于此，故兹坞流称矣。”（第1966页）

[24] 《宋书·武帝纪中》：“伪兖州刺史韦华先据仓垣，亦率众归顺。”（第36页）似韦华以仓垣归顺，但仓垣是中路军沈林子所部攻占，见《宋书·自序》。《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至成皋，伪兖州刺史韦华降。”（第1342页）可见韦华是在沈林子攻势之下撤往成皋，然后投降檀道济、王镇恶军。如果没有檀道济本传的这个记载，成皋和荥阳则不能确定是中路军还是西路军攻占。

[25] 《晋书·姚泓载记》云，姚洸遣赵玄率精兵千余守柏谷坞，几乎全部战没。姚洸遂以洛阳降。《宋书·檀道济传》，洛阳被俘秦军四千余人，则战前洛阳驻防的秦军为五千余人规模。

[26]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七，十月“甲子，道济进逼洛阳。丙寅，洸出降”（第3694页）。《宋书》《南史》的刘裕本纪，及《晋书·姚泓载记》均未载洛阳克复的具体日期。

[27]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5页。

[28] 《宋书·自序》，第2455页。

[29]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9页。

[30] 《水经注疏》卷十五《洛水》：“洛水又东，迳龙骧城北。龙骧将军王镇恶，从刘公西入长安，陆径所由，故城得其名。”（第1297页）所谓“从刘公西入长安”为概说，因为此时刘裕尚未至前线。此地在洛水上游，较为僻远，正常行军不会经行此处，只能是王镇恶部为筹集军粮，从黄河边翻山而来。

[31] 《宋书·王镇恶传》：“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第1369页）

[32] 《宋书·自序》：“绍复遣抚军将军姚赞将兵屯河上，绝水道。赞垒堑未立，林子邀击，连破之，赞轻骑得脱，众皆奔败。”（第2456页）

[33] 《宋书·自序》：“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粮所急，复遣林子争据河源。林子率太尉行参军严纲、竺灵秀卷甲进讨，累战，大破之，即斩伯子、默骡、小方三级，所俘馘及驴马器械甚多。所虏获三千余人，悉以还绍，使知王师之弘。兵粮兼储，三军鼓行而西矣。”（第2456页）

[34] 《宋书·自序》：“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数百”（第2448页）。《晋书·姚泓载记》：“刘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众万余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镇奔长安。田子等进及青泥。”又云：“时裕别将姚珍入自子午，窦霸入自洛谷，众各数千人。”（第3015页）盖翻越秦岭的晋军有多路，并非只从武关道进发，大概每支规模都不大，共计有万余人。

[35] 《宋书·武帝纪中》，第42页。

[36]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9页。

[37] 《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上》，第784页。

[38] 《宋书·武帝纪上》，第20、22页。

[39] 《宋书·胡藩传》，第1444页。

[40] 《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七，第3689页。

[41] 《宋书·王懿（仲德）传》，第1392页。

[42] 《宋书·自序》，第2455页。

[43] 《晋书·姚泓载记》，第3010页。

[44] 《宋书·武帝纪中》，第36页。

[45] 《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第2133页。

[46] 《水经注疏·济水一》，第658页。

[47] 《水经注疏·汳水》，第1991页。

[48] 《水经注疏·汳水》，第1966页。

[49] 《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戴延之《西征记》，第327页。

[50] 《宋书·武帝纪中》，第42页。

[51] 《宋书·王镇恶传》，第1369页。

[52] 《宋书·武帝纪中》，第44页。

结语 地理环境并非战争的决定因素

《读史方舆纪要》等传统史地著作多有一句惯用语“得某地者得天下”，对山河、城市在军事上的意义也往往做出决定性的定论。而通过本编诸战例的分析可见，在实际战争中并不存在这种僵化的必然性。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并非地理环境，而是一个军事—政治体的自我整合程度，社会形态、政治结构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它们决定着战争的发生、形式，而战争又影响着社会、政治结构的重组。

在战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强调军事技术、地理环境、统帅决策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意义。但将视野拉远就会发现，政治结构才是决定政权军事成就的关键。本编以桓温和刘裕的北伐为例，讨论了不同政治结构下的战争形态。东晋门阀政治之下掌握军政权力的士族门阀拥兵自重，互相觊觎和掣肘，对北方的战争一直少有建树；而刘裕为首的北府军人势力则消灭了士族分权，确立了令行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