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赏罚严明的政治秩序，一洗士族政治的萎靡，从而对外连续攻灭北方政权，对内重建了皇权的独尊地位。再以近代为例，北洋水师的覆灭、甲午战争的失败，根源在于晚清政权的涣散，地方实力派借办洋务拥兵自重，与桓温的失败如出一辙。而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的志愿军能够与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平分秋色，也正因为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消灭了离心倾向，使政权具有极高的运行效率与社会动员能力。

当然，政治结构并非自动生成。集权、高效的政治结构，也都是战争洗礼和锤炼的产物。春秋贵族社会的分权特征很明显，但通过“三家分晋”等内部战争，逐渐形成了以战国七雄为代表的新型集权国家，又经历百余年战争过渡到秦朝的统一。东晋门阀政治涣散，也是在一次次内战中出现了北府兵势力的崛起，最终由军人势力结束了士族的统治，并将战争机器转向对外扩张。而西晋八王之乱后的政治涣散局面，在北方也是通过刘、石政权的战争而重建集权的。政治体系和战争由此实现互动，战争孕育的新军人阶层建立更高效的专制政体（或表现为北方民族入主的形式），并进行新一轮扩张。政治分权涣散—通过内战走向集权—新兴政权对外扩张，构成了一个从内到外、从政治到军事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国历史自春秋进入战国争霸、秦统一和西汉的大扩张，是这个循环的第一次展示；而自两晋十六国的解体、南北朝的争霸到隋及唐前期的大扩张，则是这个循环的第二次展示。

第三编 成功转型与积重难返：南北朝的战争与政权

本编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角度，讨论由于民族特征（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南北朝政权维持战争的不同方式，以及南北战争对两方政权形态的影响。

本编前三章探讨北魏政权的战备形态与对南战争特点，主要研究北魏从占领中原到迁都洛阳之后政权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南作战方式的不同。在拓跋珪到拓跋焘时期，北魏政权还保留着草原民族的诸多特点，兵种以骑兵为主，缺乏系统的后勤保障，擅长野战而短于攻城，对东晋南朝的战线只能维持在黄河一线。献文帝拓跋弘时期，北魏已逐渐适应了对中原的统治，兵种上，步兵有较大增长，并有了初步的后勤保障体系，开始适应攻城战和长时间防御战，得以进占山东半岛和淮北地区，将对南战线推进到淮河。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魏政权已经深度中原化，用普遍兵役制征集大量步兵投入对南作战，将战线推进到淮河、汉水以南地区，为南北统一奠定了初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