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安排的长久镇静的耐性上，以及那小湖死水中的倒映物上。他说，湖水和墙壁它们自己发出一种气体，又逐渐凝聚，从这里就可看到其迹象——感觉的迹象。我被他说的这些话吓了一跳。他还加上一句，说其结果就在那种默默无言却又纠缠不休的可怕的影响上可以看出来，这种影响好几个世纪以来就决定着他们家庭的命运，同时也将他弄成我现在所见到的他——弄成这样一个人。这种观点无须评论，我也就不在这里多费笔墨了。

我们的许多书——这些书多年来在形成这位病人的精神现状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与病人的这种幻觉的性质紧密协调，这是可以猜测得到的。我们一起用心阅读如下作家的作品：格雷塞的《喂——喂，又名女修道院的鹦鹉》[6]，马基雅维利[7]的《魔王贝尔费戈》，斯维登堡[8]的《天堂与地狱》，霍尔堡[9]的《尼尔斯?克里姆地下之行》，罗伯特?弗卢德[10]、让?丹达日内和德?拉尚布尔三人各自写的手相术，蒂克[11]的《蔚蓝深处旅行记》，康帕内拉[12]的《太阳城》。我们最喜爱的一本书是多明我会修道士艾梅里克?德吉龙内写的一个小型八开本的《宗教裁判手册》；而莲波留斯?梅拉[13]写的关于古代非洲的森林神和畜牧神的那几段文章，往往使厄谢看了之后接连好几个钟头坐在那儿出神。

然而，他的主要兴趣还在于仔细阅读一本四开本黑体字的珍本奇书——一座被人遗忘了的教堂的一本祈祷书，书名叫《马贡廷奈教堂合唱队随伴亡灵在斋戒前夕之守夜》。

一天傍晚，当他突然通知我玛德琳小姐去世，并说他打算在最后为她举行葬礼之前，将她的尸体在大楼主墙的地下室之一里面保存两个星期时，我不禁想到这部奇书中的那种古怪仪式及其对这位忧郁症患者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他作出这种特殊处理的办法，有它世俗的理由，我不便提出质疑。他对我说，他作为兄长，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考虑到死者的那种性质奇特的疾病，考虑到她的医生的某种热切的多嘴多舌的打听，也考虑到家里的坟场遥远偏僻，不避风雨。我不否认，当我一想起来到这府邸的那天在楼梯上遇到的那个人的险恶的脸色，我就不反对他这么做了。我认为他这么做，充其量也只是对什么事情无害处，而决不是一种不合情理的预防措施。

在厄谢的恳求下，我亲自帮助他安排临时性的安葬。尸体已经入了棺，我们两人将棺材抬到停放地点。放棺材的那个地下室多年没打开过，我们的火把在窒息的空气中差点要熄灭了，根本没机会在里面仔细查看。那地下室又小又潮湿，完全无法使光线进入；这很深的地下室上面，正是我所住的那栋房子。显然在很久以前的封建时代，它曾被用来作为监牢为邪恶目的服务；近年来，又被作为放置火药及其他高度易燃物品的场所，因为它的一部分地板，以及我们走过的长长的拱道内部，都仔细地包上了铜。那扇笨重的铁门，也同样有保护作用。当那门随着它的铰链移动时，它的巨大的重量使得它发出一种不平常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我们将这伤心的重负搁在这恐怖地点的支架上之后，便将那尚未取下螺钉的棺材盖子移开一点点，以看一看死者的面孔。这时，他们兄妹俩面孔的惊人相似引起了我的注意；厄谢也许察觉到了我的想法，咕哝着说了几句话，我听到他说的是，他跟死者本是孪生兄妹，他们之间往往存在着许多几乎不可理解的同感。然而，我们不能长时间地观看死者——因为我们不能说不感到害怕。这位小姐正当青春年少时就被病魔埋葬了，像一切确切地僵住症患者所常表现的那样，胸口和脸上泛出一种微弱的、回光返照似的红晕，嘴唇上常留着那种可疑的微笑，死人留着这种微笑真可怕。我们重新放好并钉上棺材盖，牢牢关上铁门，满身辛苦地走出来，走进楼上那间几乎是同样令人沮丧的房子。

极度悲伤的几天过去了，如今我朋友的精神错乱的样子有了显著的变化。他平时的那种态度已见不到了。日常的那些工作他也不去理睬或是将它们遗忘了。他用一种匆忙的、不均匀的、漫无目的的步子，从这间房踱到那间房。他的灰白的脸色显出（假如可能的话）一种更为苍白的色彩——可是他眼里的光辉却荡然无存了。以往那种干哑的嗓音再也听不到；他说话时总是发出那种颤音，好像对什么感到极其恐惧。确有不少次我曾认为，他那颗不停地焦虑不安的心里在思考着某一桩压制着的秘密，他在努力寻找必要的勇气将其透露出来。我时不时不得已又将这种想法归结为仅仅是难以解释的疯狂的怪想，因为我曾见到他以一种全神贯注的姿态，好久好久地对空凝望，仿佛在谛听某种想象中的声音。毫不奇怪，他的这种情况使我受惊——它感染了我。我感到他的那种奇异但又给人深刻印象的迷信之强烈影响力，正在慢慢地往我身上爬。

特别是在马德琳小姐的尸体停放在主楼地下室之后的第七或第八天深夜，我睡在床上时，更体验到了这种感情的充分的力量。我躺在床上，不能成眠——而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消逝。我尽力想把那种支配我的神经过敏推论出个原因来。我尽力使自己相信，这多半（如果不是我所感到的全部）是由于房里那些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