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9月10日，全蜀会馆聚集了一大群四川老乡，格老子见格老子，倒也不必卷着舌头说那一口带着麻辣味的京腔。

走进会场，那浓烈的麻辣味变得十分呛人，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上海股灾巨额亏损怎么善后。

股东内讧

这是上海股灾后在京的川路股东第一次聚会。

出问题找政府，这是大清国历来的传统，倒不是商人们天生软骨，而是政府实在太强、太有才了。川人兀自在集会上痛心疾首、慷慨陈词，最后还得落实在那张充满了谦卑哀求的状子上面。会议的决议其实很简单：要求在北京对违规入市、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的公司CFO（总收支）施典章提起诉讼，请各有关部门主持公道，同时立即派人到上海查账。

会后，有人认为仅针对施典章是不够的，施典章出问题，主持公司大政的驻京总理乔树枬难辞其咎，应当责令乔树枬承担连带责任，负责追还损失。借着上海股灾，川路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变得更为波诡云谲。

这样的股东会随后还开过不少次，紧张程度逐渐升级。在10月18日的会议上，决议如下：在京同乡官绅向邮传部和都察院递交联名信，要求在上海的川路董事向上海道署起诉，并请求政府立即查封施典章的家产；致电四川总督及川路董事局，要求在下个月的常会上选举新的总理。

10月30日，在京股东会议的名称升格为“川汉铁路维持大会”。会议一开始，便明确宣布其宗旨是“对付乔树枬，不认借外债”。“对付乔树枬”是高级管理层的内斗，而“不认借外债”是要维持现有管理层对川路的牢牢掌控。十多天后，一份洋洋洒洒的联名控告信就呈递到了邮传部，信的标题是《川路总理援私舞弊》，控告乔树枬执掌川路大权，却从来没有按照大清的公司法召集过一次股东会议，也未派人查账，导致公司内部“百弊丛生，毫无觉察”。控告信说，考虑到施典章正在积极准备外逃香港，请求中央政府立即责成上海方面将施典章拘押看管，清查其家产，“以备抵债”，同时“饬令乔树枬交代清楚，以重官法”。

川江上的船工（摄于1872年）。租股令7000万川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被强行与川汉铁路捆绑在一起。

在另一份以“四川绅民”名义提交给大清资政院的控告信中，指控乔树枬欺上瞒下，令邮传部和四川总督“皆处被动之地位，藉以压制我全川股东，虽百控而莫敢与抗”。信中说，1905年，北京分公司的员工周维纶曾向商部举报，却被下令递解回原籍，结果死在半路上；而1907年另一员工邓代聪向都察院上访，也被关押到京郊大兴县的牢房里。这次施典章在上海酿成巨亏，邮传部不闻不问，不仅拒绝代向皇帝转交川路股东们的请愿书，反而将举报信等转给四川总督处理，而四川总督又转回给乔树枬处理。显然，乔树枬的幕后撑腰者已经成为控告的矛头。

股东们还指控，在股灾之前一年，上海就有三家钱庄晋益升、元源、厚大倒闭，川路公司因此亏损了12万两，乔树枬并没有及时召集股东会议对施典章进行问责，导致一年后川路公司在上海股灾中遭受巨亏。

针对股东的这些指控，川路总公司发表声明为乔树枬开脱。声明说，施典章于1905年即已被任命为总收支，而乔树枬在1907年才被任命为驻京总理，各有专责，“自不能代任其咎”。

乔树枬也在报上发表长篇大论，逐一反驳对他的指控。他多次强调自己只是驻京总理，“既非全路总理，又无节制沪局之权”，因此“无从为奥援，更无从为祸始罪魁”。他虽被任命为川路的驻京总理，但其实从未真正到任，本职工作还是在教育部（学部）。至于指控他冒用川籍京官的名义推荐和安插私人亲信，乔树枬反驳说：所有参与推荐川路干部的京官都是自愿的，并未受到任何人的压力；而那些被推荐的干部都经过了总公司组织人事部门的考察后，才报请四川总督任命的。

乔树枬还辩解，在上一年的上海三钱庄倒闭事件中，施典章一直是与成都总公司直接联络的，驻京办并未插手。而那次亏损之后，公司已经召集了股东总会，成立了董事局，只是在股东总会上并没有人提议撤换施典章，之后也无人指责施典章在其中举措失误。这些责任绝不能让他一个人来承担。

股东们之间的争斗陷入纠葛状态，一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川路公司的内部管理已经混乱得难以想象。

查账激斗

早在三年前（1907年8月），邮传部就派了工作组前往成都，调查川路公司的账目。他们认定正是川路公司的“收支含混”导致市场信心崩盘，几乎无人认购股份，如果“不早予彻究，无以昭大信而释众疑”。

川路公司的烧钱能力堪称一流，至1908年铁路还一寸未修，其筹集的800多万两资金却已经有150多万两花在了工资及办公经费上，另200万两又在重庆铜元局上投资失利，损失殆尽。

1909年，四川省谘议局成立。这是大清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中央政府本是希望这类地方议会的组建，不仅能对日益尾大不掉的地方诸侯进行牵制，而且能以此扩大执政基础，为民意参与政治生活和政府决策提供新的渠道。于是，川路公司的账目问题，成为四川省谘议局的重点监管对象。

11月，四川省谘议局通过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