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值得他欣慰的是，案件的查处级别远超出他的想象：溥仪小皇帝的老爸、摄政王载沣亲自批示，中央政府多个部委跟进。

修建中的北京前门火车站。前门车站建成于1906年，全称“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从清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门车站一直都是中国最大的火车站。

专案组本来以为办的是一件渎职案，清理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吃一惊：这根本就是一件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大案。除了违反规定在钱庄超额存款外，施典章还涉嫌侵吞公款，数额高达百万两。根据公司账目，施典章在正元钱庄所存公款应为50万两，但钱庄方面却只认账40万两，并且向专案组提供了一张加盖着川路公司专用印章的收据：施典章已经取款10万两。同样，在存放了38万两公款的兆康钱庄，专案组也发现施典章已经取走了其中的10万，余额仅有28万两。而这两笔共20万两的取款，在公司账簿中毫无记载。

专案组紧急提审施典章。施典章辩称提取的并非公款，而是帮朋友经手的私款，是拿朋友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而从钱庄得到的贷款，与公司无关。此说如果属实，则吃进股票作为抵押物的钱庄只能自认倒霉。正元钱庄的经理何兆政坚决否认施典章的说法，钱庄手握川路公司提款收据，手续清晰，证据确凿。专案组最后认定，施典章涉嫌挪用乃至贪污公款20万两，必须退赔。

除了在陈逸卿做股东的三家钱庄违规存款外，施典章还在陈逸卿担任买办的一家外资银行利华银行存放了95万两的公款。公司账目显示，这笔存款在3月份时被提取了20万两。在5月份又提取了15万两，却记载为“兰格志抵款”（兰格志橡胶股票），也就是说，这15万两被用于公司购买兰格志股票。公司账目显示，利华银行的存款余额应为60万两。

但是，施典章却提供了另一说法。他解释说，以公司名义购买的兰格志股票总共485股，每股进价1750两，另加了5两的虚头，加上手续费等，总共入账开支为852990两。而资金则有55万两来自公司现金储备，29万两来自汇丰银行和义善源钱庄的抵押贷款，抵押物就是这批购进的兰格志股票，其余一些小的余款则由施典章本人垫付。根据施典章的说法，根本就没有动用利华银行账上那15万两。

这是一个巨大的漏洞。专案组怀疑利华银行那15万两其实已被施典章侵吞。进一步的调查表明，这份所谓的利华银行的存款协议中，居然没有银行的信用戳记，也没有洋商的签字，而只有施典章与陈逸卿两人的签名盖章。更为可疑的是，作为外资银行出具的存款协议，居然没有载明明确的存款数额，而只写了个模糊的“95万两以内”。而且，协议还约定存款到期后，川路公司不得自行向利华银行提取，只能由陈逸卿个人负责归还。专案组因此认定，这一存款实际与利华银行无关，而是施典章与陈逸卿之间的私下放贷，陈逸卿既然已经破产，该笔存款“亦与被倒无异”。

清末，中国人装配的第一台火车头“中国火箭号”机车。

施典章以公司名义购入的兰格志股票，也被专案组发现了重大疑点。施典章是在5月份购入该股票的，遍查当时的股票报价都在1400～1500两之间，每股至少虚报了250两的“花头”，总共虚报了12万两。更为吊诡的是，这笔股票也在公司的账簿上“渺无此事”。

被震惊了的江苏专案组，立即将此案情逐级上报给了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批示下，负责全国铁路建设的邮传部派出了第二个专案组，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却发现：在案发前两年，施典章还曾经向陈逸卿名下的其他两家钱庄分号存入款项，而且居然都是在这两家分号宣布倒闭之后。此外，施典章还曾将一笔17万两的公款私自移存至汇丰银行，公司账上亦无记载。

根据举报线索，邮传部专案组在陈逸卿的一家钱庄分号内查获一个账簿，详细记载了与施典章之间有关的一笔60万两放贷的往来细目。这就是公司账簿上所谓利华银行的存款。

至此，邮传部专案组认定：施典章“滥放路局所存之亩捐公款”，350万两公款被“亏挪竟至200万两”，这都是“小民之脂膏血汗”，绝不是什么“盈亏乃商家常事”；施典章以购买兰格志股票为幌子，大肆侵吞公司公款，浑水摸鱼；施典章将公款私存到汇丰银行及已经倒闭的钱庄，数额巨大，情迹可疑，“迹近侵蚀”。

根据大清《商律》，专案组建议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三年，罚金即定为一万两，缴清后方得释放”。相比这件案子引发的巨大雷声，处理结果简直就是毛毛雨。

谁也料想不到的是，这却揭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场远比金融风暴更为可怕的飓风正在青萍之末酝酿！

格老子扒粪

所谓的“租股”，是中央政府批准的为修建铁路筹款的方式之一，它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四川全省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每年200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千万百姓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

北京城宣武门外的永光寺西街是个热闹的所在，全蜀会馆（四川会馆）以及广东的新会会馆和顺德会馆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