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载洵）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载涛）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为一党。泽公（载泽）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载沣福晋，荣禄之女）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

梁启超也说：“（晚清朝廷）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政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盛名卓著的盛宣怀突然吃起素来（后盛被查办抄家，均未发现涉及从本次四国银行贷款中侵吞回扣的任何证据），早已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国人却也宁愿相信“莫须有”。自然，不少反对者并非反腐败，而只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已。

最令人们浮想联翩的是，急于追求政绩的盛宣怀和中央政府高层在铁路国有上似乎操之过切。5月8日才成立首届责任内阁（即所谓的“皇族内阁”），9日就在未与地方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匆忙公布铁路国有政策，20日则签订了四国银行贷款合同。见惯了老牛拉破车的低效政府的大清民众，对于这种罕见的高效率自然是要多打几个问号的，一件至公至正的事也因此被蒙上了鬼头鬼脑的朦胧色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盛宣怀这位“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的猛人（《经元善致郑观应函》）被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倒也情有可原。

其实，湖南铁路公司与川路一样，也基本依靠特殊政策，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才启动的——其500多万两总资本金中，商股才100万两，其余的都是米捐、盐捐、租捐、房捐等。那些高喊着民权、产权的绅商们，其实都只是代理人，但被代理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绅商们便俨然当家做主，动辄以人民代表自居。这些高喊着爱国的人们，在修路无能、筹资无方的困窘之下，也曾悄悄地试图引进被他们所痛恨的外资，只是外资毫无兴趣与之合作。

而那些纷纷借机成立的湘路公司协赞会、湖南商务总会、湖南粤汉铁路公司等组织，为了满足各种会长、总理、干事们的官瘾能够举而弥坚，以“人民”的名义向政府发难就是最好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素有人望的湖南士绅领袖们都远远地避开了所谓保路运动，如湖南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就故意滞留北京，而副议长亦远走他省，湖南的运动其实被传统的地下帮会及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所控制。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各省铁路公司，其实已经成了暗无天日的黑箱，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黑暗中摸索获利。盛宣怀和朝廷的政策，示好于民，媚眼并非抛给他们。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那并非用于寻找光明，而只是用来寻找如何让黑夜更为黑暗的路径而已……

山雨欲来

乖巧、细腻、严谨的江南人，总是不惮于做琐碎的行政工作，盛宣怀也不例外。上任伊始，就宣布铁路国有，这是他在战略上的重大布局，展示了其敢于蹚入改革深水区、触及核心利益的勇气；而面对各省及各铁路公司的不同情况，如何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则是一件技术含量极高的细致活。

作为横跨官商两道的成功人士，从其所作所为判断，盛宣怀从来就不相信口号，更不相信高喊口号者本人对口号的真诚，那些横飞的唾沫背后其实只有两个字——利益。没准，盛宣怀那时就有机会听过法国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

在盛宣怀报送给中央的《条拟收路办法》中，冷静地列出了收回铁路的几个要点：

一是“定宗旨”，“换股”还是“发现”（发放现金），需要中央政府拍板。

二是“入虎穴”，即要深入第一线，“相机因应”。他将商办铁路的第一线称为“虎穴”，也可见其对既得利益集团破坏力的充分认识。

三是“宣德意”，要大力宣传中央政府将铁路收回国有是英明正确的决策，并派人先到港、澳、南洋等地收回海外的大宗股票。

四是“守密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反对者的煽惑“志不在路”，而又不能贸然解散他们，以免引起新的风波，因此很多工作必须秘密进行。

五是“务坚持”，此事一旦开头，就必须咬牙坚持，“而后办事人乃宜着手”，从这点也能看出盛宣怀在整个“收路-保路”冲突的基本思路。

六是“明心迹”，绝对不能在这项工作中拿“分毫好处”。

七是“通电报”，加强工作中的通信沟通。

八是“设收股处”，建立办事机构，以组织手段表示“决无反汗”。

粤、湘、鄂、川“四省情形各有不同，受弊轻重亦异”，御史石长信在他那封推动朝廷下决心实行铁路国有的报告中就指出：“粤则有款而绅士争权，办路甚少；湘、鄂则集款无着，徒糜局费……至川汉集款，皆属取诸田间，其款确有一千余万。绅士树党，各怀意见，上年始由宜昌开工至归州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