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们而言，这就是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决心毁灭这盘不识时务的“豆豉”。

一切向钱看

从接到中央政府的相关文件后，川路公司的高层就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争款之上，争取从中央政府获得最好的补偿，将手中的烂果子卖个高价钱。

绅商们的争款其实有两层诉求：一是款项补偿的范围，他们要求中央政府认可、接受并完全补偿川路公司的所有开支，包括其在上海违规炒股造成的近300万两巨额亏损；二是补偿款的管理权限，他们要求所有补偿款及川路公司节余的700万两现金，仍归自己全权管理，另组团队，开发四川的其他公共设施。这两层诉求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有钱无权或有权无钱都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而钱权两空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甘大璋提交给朝廷的建议，就是从根子里同时剥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钱和权，踢中了他们的命根子，也难怪他们要玩命。

中央政府宣布的川路国有方案于情于理都相当优厚。川路公司筹备多年，只有宜昌-万县段已经开工，且进展缓慢，其已经开支的400多万两，一律换发国家保利股票；浮冒、浪费巨大的各项办公经费等，清查后鉴别剔除，可以换发国家无利股票；至于公司账上未投入施工之用的700多万两存款，中央政府并没有宣布接收，而是由川路公司自行决定，既可以入股国有铁路公司，换取国家保利股票，也可以自行管理，用于川省其他公共事业建设（但需等待股东大会投票决议）。只有对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中央坚决不认。

这样的条件，地方的既得利益者们不买账。他们借口中央政府对外签订的四国银行借款合同丧失利权，高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试图争取更好的补偿条件，由中央政府承担那300万两炒股亏损。

宜昌附近峡谷。利益集团的阻击令铁路建设难于下三峡。

在爱国的名义之外，保路派们还充分挑动省籍情绪，说中央政府在补偿条件上“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侮辱川人甚”，《西顾报》社论甚至宣称：“惟川人之性质，向以怯懦闻，政府之对于川人，亦以其易与也，凡事非强施压力，即淡漠置之。”

连老外都看出了这些“爱国者”们醉翁之意所在。英国驻重庆代理领事布朗向驻北京公使及伦敦外交部报告，川路股东们其实并不担心引进外资、且以岁入担保，他们只是为了“尽量获得政府的让步起见，决意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他们要求取消借款，并将铁路交还给该省办理，这项要求被提出来作为双方妥协的基础”。这其实就是漫天要价的老套路，指望着政府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至于就地还钱。

曾经长期为张之洞担任铁路顾问的日本专家原口要也敏锐地看到，只因政府无法承担那些“不是用于修铁路的钱款”，“由此惹起不满及反对，大暴乱就是以此为契机的”。

时隔多年后，美国著名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认为：“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士绅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辞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辞藻还是辞藻，并未见诸行动。”

而在不久后资政院在弹劾盛宣怀，甚至要将他处死的奏折中，也承认：“川乱之起，其大半原因，即以该部（邮传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又将施典章等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此实激动之原因。”

为了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在国有方案发布当天（6月17日），川路公司不仅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而且致电其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要求不得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账员，不得将公司的账本及余款交给政府。李稷勋回电说，政府目前只是派人查账及核查工程，并未表示要接收财务。总公司干脆回电指示，拒绝政府一切形式的查账及勘工。

对于这种对抗方式，李稷勋并不赞同。他在7月初给总公司发了一份长电，赞同“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但他要求总公司尽快自行查账，内部理顺，而不是无谓地与政府对抗和僵持。他对那些高喊口号认为川路应当继续商办的人嗤之以鼻，说此类人“言及筹款，莫不挺身担任，一经征收，往往十不得一”。李稷勋举例说，湖北当年为了争取商办，有断指的，有在政府门前痛哭愿意一死的，闹得很欢，而一旦成功地争取了商办后，无论在筹款还是修路上都是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因此，这次收归国有，“上年争路诸君”都蔫了，“非复当年意气，其情可见”。李稷勋认为，中央政府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已经下令停收租股，而没有租股，川路商办断不可能，再恢复租股，根本不可能得到民众支持。目前已经开工的宜万段，年开支高达300万两，一旦资金链断裂，“款项不继，半途中止，其危险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争款才是重点，其中坏账很难让中央政府承担，而杂费一项已开支400万两，虽然对于仅仅修建了几十里的铁路来说过于不成比例，但还可以向政府争取，毕竟其间不少开支属于基础性开支，可等全路完工后摊销。他建议各分公司尽快将开支账目汇拢，以便与政府商谈细节。

众口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