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川路高层争款相同的是，在京的川籍干部们也在全力进行政府公关，争取中央政府能够承认并负担川路公司之前的所有开支，包括坏账在内。但川籍京官们对川路高层的管理能力、职业道德等一概不予认同，以甘大璋、宋育仁（礼部记名丞参、“四川铁路议会”议长）为首，46名川籍京官在6月中旬联名上书中央政府，在争取中央政府全额认账的同时，请求中央政府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而不能偿还任何现金。

京官们担心的是，如果发还股款，“中饱侵渔，层层剥削，较初时尤甚”，小民百姓依然无法拿回股本，“款为下逮，已归乌有，仍与亏倒无异”。而如果集中交给现有的腐败管理层经营，难保不再发生更多更严重的亏损。而“现在国家帑藏空虚，筑路一事，与其多借款于外，何若多分利与民”。国有铁路应该为民间资本的“附股”开个口子，一方面“停其按亩抽租”，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仍存正式募股”，让民间可以自由入股，分享铁路发展的利益，并“隐寓实行国债票之策，即预为备款赎路之资。为国为民，兼全之计，莫善于此”。这一建议不仅充分考虑了国家、地方和民众的三者利益，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当然，也撼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根基。

宣统年间的北京西直门车站。这是历史上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京张铁路上的车站。

在京官们看来是“政府与民共利，大公无私”的建议，却被既得利益者们看成是一道宣战书，他们将此方案解释为“夺路劫款”。而攻击的方式，就选定为指责甘大璋“招摇”，“希图煽惑”，川路公司及董事局从未委托任何人表态同意附股，“川路股东众多，断不能据十数人之私言，即为有效”，并通过王人文上奏中央政府表示坚决反对。

甘大璋等46名京官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只是建议，并未如保路派们那样动辄以“民众代表”自居。既得利益者们动用各种手段，痛斥甘大璋等“以私人资格，支配川路股款，实为违制营私，妄诞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