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住了英国的强力渗透，得到了稳定。民国学者李思纯认为：“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赵尔丰在瓦弄勒卡玛坝子西南角雪山峭崖上，勒石镌刻十个大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个字大如八仙桌面。这十个大字，与大清政府在中朝边界上留下的“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一样，成为中国主权的象征。不同的是，赵尔丰刻在雪山上，而中朝边界则是一字一碑，从小白山顶开始，绵延100多公里直到图们江主流汇合处，竖立了10座巨大的界碑。二十多年后，章士钊在《将军叹》长诗中说“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认为赵尔丰的成就超过岑春煊和袁世凯。

作为一位出色而尽责的边疆干部，赵尔丰调任川督，有朝廷“酬功”的打算在内。但是，正如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彭芬日后分析，“赵尔丰久在边藏，于国中潮流及政治，均莫知其趋向。然出膺首座，又适在王人文估计酝酿之后”，这次调迁，对赵尔丰而言，是祸不是福。

调任赵尔丰而不是提拔王人文，这或许是大清中央政府及前任川督赵尔巽决策上的一大失误，不仅造成王人文的离心离德，在风潮初起时不思平息，反而火上浇油，而且也造成了赵尔丰的人生悲剧及大清国的颠覆。

左右为难

赵尔丰到任前就支持王人文的立场，对保路运动相当开明。四川保路同志会曾经欢呼，“季帅（赵尔丰）此电岂仅我川七千万人所当额手……此吾全国人民所日夜祷祝，大有力者之能为吾请命也”。

到任后，赵尔丰至少有六次执行朝廷的强硬路线，这其中固然有他作为第一线当家人的权衡考量，更有他个人希望平安降落的心思。与垂垂老矣的赵尔丰相比，盛宣怀、端方等不仅年富力强，而且都是被压抑已久而刚刚回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急于建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资历，不同的愿望，造成他们之间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定位。

平心而论，中央政府占着法、理，其所作所为并没有错误，客观上为国为民；而地方官员则占着情、势，希望能因势利导地化解群众运动，也没有错。保路运动最后演变为血腥冲突，这不仅是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也不仅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更是朝廷与地方的冲突，尤其是凸显了大清政权上下隔阂，令不行、禁难止，其根基早已被掏空。

赵尔丰没有想到时代变了，毫无信用、不择手段的痞子运动已经成为主流，他应了朝廷的批评，是养虎成患，不仅没能维持住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连自己的脑袋都被当作了革命的投名状……

痞子运动

社会失序、失范后，群众运动变质，痞子运动盛行，社会也就成了丛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弱肉强食、机诈者胜。在暗夜的阴影下，不安的气氛在蔓延……

1911年8月5日，成都城里到处都充满了兴奋、期待、紧张与不安。昨天下了一天的暴雨，令成都暑气顿消，凉爽怡人。大雨也带来了麻烦，设在川汉铁路公司内的特别股东大会会场“积水盈寸”，股东大会的开幕式只好延期一天。

一鼓作气

四川地方政府对这次股东会予以了高度重视。四川总督赵尔丰亲自带队，省各部门负责人、首府成都府、两个首县成都县与华阳县的领导也列席了会议。

可能因为领导们的莅临，这个会议比起三天前四川保路同志会欢迎各州县股东代表的会议，花架子的仪式感似乎还少了些。三天前的那次欢迎大会，不断地演奏军乐：会议开始，奏乐；主持人致欢迎词后，奏乐；同志会会员与股东各站一边，先是同志会会员向股东行鞠躬礼，股东们还礼，奏乐；各种报告之后，股东们向同志会鞠躬，同志会还礼，奏乐……尽管烦琐花哨，却令来自州县的股东代表们大大领略了同志会的手段和能量，等于是为今天的股东大会做了精神上的动员。

股东大会宣布开幕，主持人通报，到会股东364人，股东代表237人，共601人。随后介绍到会的省领导，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一项议程，就是请省领导赵尔丰训话。赵尔丰的讲话十分低调、诚恳。他表示自己“频年边疆戎马，与诸君别久矣”，现奉命回到成都，下车伊始，正好赶上铁路公司股东大会，“良深欣慰”。赵尔丰说，川路公司之事闹得沸沸扬扬，自己在边疆时就已经听说不少，但信息都相互矛盾，现在刚刚到任，还谈不上“训词”，只是想提醒大家：“兹事关系重大，必须慎始图终，在诸君具爱国之热忱，事必期于有济，惟当维护秩序，恪守范围，无事浮夸之议论，力求适当之解决。”这等于说，在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前提下，他作为四川总督，并不介意保路运动，只要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将“相见以诚，折衷至善”。同时，他也希望川路股东们“毋舍事实以求结果”，把股东大会开成一个务实的、解决问题的大会。

领导简短的讲话后，便是股东演说。前面两位无非控告盛宣怀如何卖国而已，老调重弹，大家听得生腻。而第三位登台的股东代表将矛头直接指向在座的赵尔丰，令会场气氛登时兴奋而紧张起来——

“适才赵大帅说，大致谓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赵大帅的话我们股东是很明白感激的。但是大帅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