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曾几何时，而景象全非：前之志在进取，今忽变而为严防暴动；前之力主公开，今忽转而为谨守秘密；前之逐日开会，今又变而为月余始举。观此情形，日缩一日，真有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股东会令原本已经疲软的保路运动再次坚挺起来。第二天的《西顾报》详尽报道开幕情况，印刷了创纪录的15000份，依然供不应求。

针锋相对

川路公司的高层虽然在企业管理和修建铁路等“立”的方面极不在行，但在动员民众、挑战政府等“破”的方面却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为了开好股东会，其筹备工作做得相当细，不仅精细筹备会议议程及材料，甚至连代表住宿这种细务都考虑周详，指定铁道学堂为“股东招待所”，“如客满时，可推广悦来旅馆暨青石桥客栈”。

两年后，民国国会议员蒲殿俊、罗纶同赴北京开会前，在重庆合影（摄于1913年3月）。

专门的筹备机构“股东准备会”在7月30日即已成立，成为实际上的常委会。几个人拍脑袋定下来的东西，在周密的会场操控下，很容易就成为上千人的全体决议，并进而扩展为数千万人的集体行动，影响到数亿人的生活，而且还能打着民主与宪政的旗号。股东准备会为股东大会确定了四条基本议程：一是“遵先朝谕旨，保全商办”；二是“请停常新捐输，以备宽筹款项”，川路公司虽然私下抱怨政府停止租股，但公开场合不会公然反对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创办一文捐”，也就是每人每日捐一文，仍然是变相的摊派；四是“设立清算机关案”，也就是查账机构。

在筹备机构编印的白话《路事问答》传单中，详细地解说了川路公司的各项主张，无非是大到爱国，小到保产。这份传单强调指出，盛宣怀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未经过资政院批准，政府落下的这个把柄正是川路公司的最好砝码：如果中央政府“改换心肠，欲与人民共谋交通”——当然，必须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人民，他们就积极协助筹款、推进建设；如果中央政府对川路的要求“出以责难手段”，则用此冠冕堂皇的官话来对抗；如果依然无效，则上升到“内阁以假立宪欺人民”的高度；再不行，就出以“最终之激烈手段”。传单没有明言什么是“最终之激烈手段”，但也心照不宣。

对于股东大会，中央政府一直十分关注和担心。在大会之前，负责铁路改制的两位朝廷大员盛宣怀和端方，一方面不断致电仍在藏边的赵尔丰，催促他立即到任，以便掌控局面；另一方面也连连致电四川省政府班子里比较可靠的藩司尹良，要求他立即取缔各种非法集会，坚信这些“所希图滋事者，年少学生居多”，而“川省正绅”并不反对铁路国有。

盛宣怀在成都的眼线周祖佑在股东大会前也报告说，已经赶到成都的股东“意在图财者居多，正绅股东少有到者”。端方希望能够阻止股东大会的召开，或设法将会期延后。在关键时刻，急于建功的端方想了个新主意，提出川路公司再闹下去，中央政府干脆宣布铁路另行改线，绕开工程艰难的川东地区，避免与已经相当成熟的长江航线争夺市场，而改走陕西。这一方案本身当然是两利的，但端方在这种时候提出这种方案，真正是在火上浇油，给了同志会更好的理由以凝聚本已松散的川人。

强势的端方迅速地成为继盛宣怀之后的第二大“卖国贼”。8月7日，特别股东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批斗端方成了焦点。而起因就是端方在日前发了一份电报给川路公司，宣布除了股东会之外禁止其他任何理由的集会。这本是依法办理，不必再作强调，端方此举有点多余，是在滚烫的油锅中泼了一瓢水。保路派们如获至宝，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宣读，“顿时会场声如鼎沸，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重庆代表、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朱叔痴）跳上讲台，逐字驳斥端方电文，认为它“蛮野诬人”，“众辄狂叫以应之”，随即便以大会的名义起草了复电。

此时，根据最近朝廷下达的命令，电报局已经停止拍发任何与铁路相关的电报，股东会就强烈要求列席会议的商业厅厅长（劝业道）胡嗣芬、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请他们转呈赵尔丰代发，并且表示全体代表将在会场上集体静坐，等待赵尔丰回音。

两位被弄懵了的官员赶紧前往总督府请示汇报，没想到赵尔丰痛快地答应了。两位官员通过电话向股东会作了通报。于是，又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场景出现了：在主持人的指挥下，“会众一起起立，对赵督表示谢意，然后散会”。

次日清晨6点，赵尔丰将此前一直负责与川路公司沟通的原劝业道、现提法司周善培请去，给他看了电报，说：“我已预备发了，幕府里却说发不得。”

周善培说：“论道理，是该代发；论事势，发了之后，部里不免怀疑大帅太站在川人一面，以后大帅再说话就有点为难了。幕府说发不得也是有理由，大帅想怎么办呢？”

赵尔丰是想请周善培拜访下谘议局议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蒲殿俊，代为解释一下他的苦衷。周善培无奈，只好赶到蒲家。蒲殿俊还高卧未起，听了之后，很生气地指责赵尔丰：“他对会众要面子，答应代发；现在不肯代发，却给我穿小鞋。当众答应的事，还是请他当众去反悔。”

周善培赶紧劝：“你们不要他替你们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