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合同。周善培问：“合同已经签了字，还能修改吗？”英国人说：“合同是商人的事，政府决不会为本国商人一点利益使四川人受这样的痛苦。请你通知铁路公司，问他们对合同哪几条有意见，快提出来，我可以打电话给北京英国公使，请他设法劝商人修改。”

周善培大喜，连夜通知川路公司，提出了十点修改意见，并翻译成英文，次日便送达了英国领事。随后，英国领事回函，说已经急送北京使馆，一周内必有答复，希望川路公司“转告成都人民安心暂待，勿过忧虑”。9月3日，赵尔丰向周善培表示：罢市已经第十天了，依然看不出有什么停歇的希望，只能再度联名致电中央政府，指出拖延下去，局势将万分危险。于是，军、督、司、道等官员集体致电中央政府，同时通告英国领事的态度。

吊诡的是，推动抗粮抗捐的居然是成立于8月29日的所谓“官绅联合维持会”，除了保路派还有不少官员也参与其中。根据周善培的回忆，用抗粮抗捐取代罢市是考虑到罢市直接影响民生，而抗粮抗捐则会刺痛中央政府。

在9月4日晚的官绅联席会议上，罗纶就明确说：“罢市太久，想拿罢税罢粮来转移群众视线，开了市再想办法。”周善培则说得更为直接：“罢市已经十二天了，成都人受到无数痛苦，政府远在北京，一点也不感觉，不知道四川人希望的迫切。军督（将军与总督）联名两次电奏去了一星期，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答复。政府从容不迫，可见罢市不是感动政府的武器，只是四川人民自受痛苦。应该想一想，一件武器无效，是不是应当改换一件武器呢？”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公开鼓动。

玉崑在家信中说：“刻下民心固结，已成团体，决意死争，水火之势，两不相下。”商铺依然紧闭，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巨大的影响，“土匪遍街静听，乘机而起，新军、防军均系本地，难免结心，临事恐难应手。”各种股东会、同志会、协会、维持会等名目繁多，而且都设立严密的机构，发放薪水，各州县解送省藩库的60多万两款项被阻挡不得入城，“种种形象真如悖逆”，“将来定必决裂”。他自己感叹道：“可叹我到川甫及半年，未尝一日省心，未受一日之福，又蹈庚子景况也……如无福，事出意外，亦是命也！”

至此，川路公司及四川的立宪派们想把运动控制在避免暴动的范围内的努力，彻底失败！

同日，赵尔丰、玉崑等终于等到了中央政府回电，心头一凉：传旨申饬，同时严令端方带兵入川。此时，同盟会刘安邦等人正在长沙密谋武装暴动，四川帮会的人也在加紧准备，大爆炸即将到来……

成都教会建筑（摄于1910年）。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晚清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他们代表的是湘军、淮军，是洋务派，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的书写者。

第八章 老大同志

总督赵尔丰刚刚把运动中的代表拘捕起来，成千的“民众”就已经包围了总督府，时机契合得就好像是事先排演过的一样。数百人冲进总督府大堂，枪声响起，惨案铸成。全城戒严，“水电报”群发……

喋血督府

众官员簇拥着赵尔丰一起到了大堂。而此时，人群已经冲过了几道警戒线，冲进了仪门。赵尔丰下令警卫发出警告，但是三通警告都无人理睬……

1911年9月7日。小雨淅淅沥沥地笼罩在成都的上空。

已经过了晌午，总督府内外人声鼎沸，一片忙乱。数百人已经冲进了总督府，他们左手持着光绪皇帝牌位，右手拿着香，闹嚷着。警卫部队一退再退，终于退过了仪门，后面就是大堂，退无可退。

65岁的赵尔丰站在大堂门口，全副朝服，花白的胡子在秋风中颤抖，四川省政府的高级干部都站在他的身后。他们本是要在这里接见民众代表的，人群却不理会，毫无秩序地只顾往里冲。

赵尔丰下令军士们喊话：“快举代表，不许冲进牌坊。”这牌坊就在仪门和大堂之间，但人群根本就不听。再度喊话：“不许再冲一步，否则就开枪了！”失控的人群直冲过牌坊，到了大堂的檐下。再度警告：“快退下去，再冲上来，就开枪了！”人群继续冲进大堂，这里已经是总督的办公区域了。赵尔丰长叹一声：“挡不住了，没有法了！”

枪声响起……

商榷书or宣战书

两天前（9月5日）的上午，川路公司股东会开会前，农事试验场场长朱国琛及刘长叔（其父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杨允公等，守在会场门口，向与会的股东代表们分发一份他们撰印的传单。在川路闹事以来，分发传单早已是家常便饭，即使不少人都知道朱国琛的“党人”（革命党）身份，也不惊异。连主席台上的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也取了一份，翻一翻，没说什么。谁都没有料到，这份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是同盟会精心设计的一根导火线，它即将引起一场颠覆整个中国的血雨腥风。

这份商榷书，在描述了国家面临的巨大外患之后，提出了四川的“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

保路纪念碑，在四川成都人民公园内。

“现在自保条件”有四条：一是保护官长，但怪异的是并非依靠军警保护，而是要由同志会“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