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闻者为之愤恨……闻者又为之凄怆而流涕。报纸感人，如此之甚……”

赵尔丰同时查封的还有《蜀报》，是四川谘议局的机关报。《蜀报》创刊于1910年8月19日，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兼任社长，朱山任总编辑，吴虞、叶治钧、邓孝可等任主笔，集中了当时四川的一批笔杆子。

成都皇城（贡院），后来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

《蜀报》是继《四川官报》之后四川的第二家报纸。四川虽穷，但谘议局是个权力很大的机关，在这些方面很舍得花钱。《蜀报》纯用白皮纸，印刷精美，定价高达4元8角，绝非普通读者所能问津的，多数还是机构消费者公款购买。报纸当然是亏损的，但堂堂立法机构为自己的喉舌拨点专款，还是很轻松就能搞定。

《蜀报》实际上是第一份党派控制下的机关报，当然，这个党是很松散的所谓“立宪派”，就是掌握谘议局实权的少数人及围绕他们的一群人。本党派的喉舌自然是本党派的利益高于一切，只为本党派说话。《蜀报》的言论因此极其大胆出格，对于任何自己不满的人和事，帽子扣得很大——不以危言，何能耸听呢？

“小说日报”

在保路运动中，《蜀报》吹响的第一声冲锋号就是邓孝可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在只掌握微量信息的前提下，邓就大胆假设、不须求证，将盛宣怀定了“卖国”的罪名，这成为保路运动乃至日后各种群众运动中动辄上纲上线、党同伐异的滥觞。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慨叹：“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纭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这些投枪与匕首被同志会的演讲员及罢课回乡播撒种子的学生们带到四川的各个角落，占领了舆论阵地。在这种宣传战中，真相与信息公正都已经退居到第二位，多占地盘、不择手段地压倒对方才是最关键的。细细查看这些报纸，除了转载的公文、电报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新闻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艺术再加工，而且套话、假话、空话连篇，简直成了“小说日报”或“废话日报”。

为了吸引民众，危言耸听之外，这些媒体还都有另一个共同特点：文字浅显。如“同志会，何由成，同胞听我说原因。有一个，卖路臣，他本江苏武进人。盛国贼，现是个邮传大臣。上蔽君，下压民，借债送路太专横。借外债，甚吓人……”就是民间的打油诗，琅琅上口。

国家大事也都被简化和形象化。在各期各版的“眉边”和“脚边”，反复刊登一些口号，比如“路是人修，钱由人管，路是白送，外带认息”，“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夺路夺款，又不修路”，“果欲保国，必先保路，保路保国，即是爱君”，真假不论，但明白易懂，效果很好。再比如：

国家把法律来散布，管得了天子和百官，管得了人民都不敢犯，立宪国精神在此间。凡事都照法律办，包管事事得平安……京城设一个资政院，各省的谘议局都设全。设这个局院为哪件，为的要把法律编，为的年年出议案，议国家的事要靠议员。既是铁路收回国办，外债又借了金镑千万两。借债收路事非浅，就该交局院议为那端。看来他（盛宣怀）是大粉脸，忘了法来欺了天。国家听他胡乱干，看看法律被摧残，看看要成假立宪，看看铁路要卖完，铁路卖了真危险，亡国就在眼面前。

在煽动仇恨和暴力方面，这些宣传手法是能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的。《西顾报》就毫不掩饰地鼓动说：“练民团制造好军火，习武艺一齐供达摩……我们又有本事又有联络，不怕官府那还怕差哥。倘有那不肖官吏来捕捉，鸣锣发号我们蜂一窝。一家有事百家来聚合，他的手快我人多。钢刀砍不完七千万人头脑壳，哪怕尸骨堆山血流河。有死心横竖都战得过，战胜了我们再打收兵锣。”

当然，也有文化含量稍高的作品，比如将一些经典改编为山寨版：

风萧萧兮锦水寒，铁路一去兮不复还，

路权失兮国土残，呜呼一歌兮蜀道难。

风萧萧兮锦水寒，合同瓜行兮债如山，

债如山兮民力单，呜呼二歌兮政策蛮。

官方是不能坐视宣传舆论阵地被夺的。在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力支持下，官报书局总办余大鸿匿名印行了一种日报《正俗新白话报》，为官方进行宣传，反驳保路派的攻击。单就发行量而言，与动辄上万的对手报刊相比，官报十分少得可怜、僵硬得可怜，只能通过政府渠道由下级认购，无人愿意主动购买，这也造成官方缺乏信息发布的有效渠道，处处被动，好像拿着一挺生锈无法使用的机关枪坐以待毙……

九月围城

成都被包围了，就在一夜之间。电线杆已被砍倒，通信中断，米炭被人拦截，无法入城，粮食等价格飞涨。而郊外农家也被禁止进城清运粪便，盛夏中的成都城成了一座臭城……

“省城四面，团兵已集城下”，这些神奇的快速反应部队“半由哥老督促，手执刀矛，身穿号褂，分执红旗牛角叉”，连军服（号褂）都准备好了，并且扯出了“同志军”的旗号，把同志们由“会”变“军”，速度之快实在惊人。

按照常理推测，如真是官逼民反，也不可能在成都惨案后不到一日就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和调动。莫非，这些反叛者早就“预测”了即将发生惨案，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甚至，惨案的进展也完全可能在他们的导演策划之中？

“离间官民”

成都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