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军，利用保路名义开展武装暴动，并详细规划了粮饷、军纪、枪弹、情报等细节，划分了势力范围：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主持川西北起义工作。

根据日后主流史家的说法，这次会议后，四川各地的革命就在保路运动掩护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而保路运动的罢市、罢课、罢工也是这个会议的成果。在号召夺权的《商榷书》发表的同时，地方政府得到情报显示保路派（实际是隐藏其中的同盟会）将于9月中旬大举动兵，这其实也是赵尔丰抓捕其首脑人物的主要动机。

但是，已经有学者考证发现，这次里程碑式的资州罗泉井会议居然纯系子虚乌有。其唯一的史料只来自同盟会会员唐宗尧、胡恭先合著的回忆文章《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不仅孤证无考，而且文中涉及的细节充满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及矛盾。其中的与会者们，有的甚至还在监狱中被关押着，无论时间、地点、议程、决议等都难以经得起严谨的推敲，基本可以认定为是一部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虚构作品，而绝非史料。

尽管关键部分都是虚构的，主力武装也是地方的会党势力，这并不妨碍同盟会将“同志军”的历史地位上纲上线，甚至将同志会、同志军的缔造都归功于自己。四川同盟会会员曹叔实日后说：“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军之始……该会为同盟会所酝酿而开，该军亦为同盟会所组织而成，而为辛亥革命之起点也。”相比之下，孙中山要客观多了，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四川一些同志军打出了同盟会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将保路之面具揭去而树同盟革命军之旗帜”。至于口号与实践是否一致，那就很难说了。

四川之外，同盟会在湖南、湖北也多方从事地下活动，采取的手段与四川相仿。同盟会元老居正等人认为湖北的保路运动是“一部分无聊绅士，欲接踵川湘，假做民众运动，以张体面。余恐碍我等之进行，暗中破坏，故示镇静”。

李劼人记载道：“若不是革命党人在股东会、同志会中间煽动人心，恐怕连七月初一日的罢市罢课也不能闹起来，就闹起来也不会坚持到半月之久的，革命党人也因为看透了宪政派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