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唐绍仪的未竟工作，等盛宣怀接手时，资政院已经闭会。当资政院召开临时会时，摄政王以上谕这一最高文件的方式解答了资政院对这笔借款的疑虑，明确表示不必在资政院临时会上讨论，各部门只需将相应文件准备妥当，在10月份（农历九月）的资政院常会上提交表决即可。因此，邮传部毫无“违法”之处。

至于日本借款1000万两，因日本未被包括在四国银行团内，“稍予体面，以顾邦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此事细节已经交付阁议，并转咨资政院，请归入“四年分”（宣统四年，即1912年）特别预算，资政院本有全套文件，一查可知，“卖国”之控毫无理由。

与权力走得过于接近的盛宣怀，成也权力，败也权力。图为孙中山1913年1月致函盛宣怀，请设法借款。盛复函表示“债台高筑，有欠无存”。

至于擅自调兵，盛宣怀辩解，邮传部无非是为军方准备交通工具、转递电文通讯而已，无权也无可能介入军队调动，“跋扈”之说也不成立。

至于川路补偿款项细节，因四川方面一直未能查明细账并申报朝廷，以致未能最后落实，绝非“一概不予承认”；川路公司在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经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做工作，朝廷也已同意承担，这在公开文件中有详细记载。至于川省动乱，已经查获的叛乱文件及接济军火等文书，显示动乱另有原因，并非铁路引发，“祸首”的罪名也不能接受。

盛宣怀在否认了全部指控后，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但是，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盛宣怀的认真辩解显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对手根本不屑一顾。令人寒心的是，资政院弹劾案已上，巨大的压力居然迫使摄政王载沣和内阁当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及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着该衙门议处”。

“辜恩溺职”的罪名并不重，但处罚极其严厉。问题在于议会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还想要盛宣怀的命。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发给伦敦的电文中记载道：“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但盛被此次猛击，犹照东方习惯，颇为镇静。起行之前，于夜间料理交代。然次日（10月27日）事势，忽更大变。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于是，在美国公使倡议下，四国公使进行干预，将盛宣怀转移出北京。对于资政院的决议，英国公使朱尔典嗤之以鼻，他认为资政院要求铁路国有及借款应交其决定，虽然没错，“但其结果，不过乱事继续不绝而已”。

其实，在资政院发出弹劾奏章之后，盛宣怀就已经搬入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躲避风头。随即，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出面，动员美国使馆，策动四国公使出面保护。四国及日本为了争夺盛宣怀还发生了一场平静的角逐，从盛宣怀离京赴津的火车选择、奔赴青岛的轮船安排等都互相较劲。

而盛宣怀最初选择日本的庇护，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帮助他本人脱离困厄。日本也认为盛宣怀关系到日本的在华利益，其首相山县有朋亲自要求外务大臣：“盛宣怀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时帝国政府即应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产公司北京支店长高木陆郎伴随盛宣怀，“不论其前往何处，均将随行到底”。10月30日，盛宣怀乘德国商轮“提督”号由天津经大连转往青岛，日本人经过积极的工作，以盛宣怀必须去日本治病为理由，将盛宣怀从德国庇护下转移到日本内地。

与权力走得过于接近的盛宣怀，成也权力，败也权力。1911年11月5日，苏州和平光复，江苏都督府成立，新政权就赶紧将盛家的财产查抄，革命的钱包一下子就丰满了起来。后来，盛宣怀主动为革命捐款，新政权就又发还了他的家产。盛宣怀当然已经学乖了……

树倒猢狲散

赵尔丰四面楚歌，川东川南75州县宣告独立，又传来了更为惊人的消息：北京沦陷。消息说，隆裕皇太后改为垂帘听政，当天朝贺时军队哗变，“直入大内，将王公诸大老尽行杀戮，吴禄贞保监国率领皇帝皇太后乘火车前往奉天暂住”……

一夜之间，成都城里的黄龙旗都不见了踪迹，到处悬挂的都是白旗。白旗的正中大书一个红色的“汉”字，在“汉”字周围，十八颗黑星缀成一个圆环，这就是新的“大汉国旗”。

大街上最为忙碌的是理发店和剃头挑子，男人们都排着队去剪辫子。来来往往的人们左袖上戴着白色袖标，袖标的宽度一律都是二寸，这是“大汉国民”的标准装束。成都皇城（也就是贡院）内外张灯结彩，佩戴着白色袖标的新军士兵们站岗警戒，却毫无肃杀之气。

在成都的西方人士，家家门庭若市，相熟的中国人纷纷登门，商借帽子、制服和靴子。因为新政府规定，成立大典上必须穿着军服或者对襟马褂，一律穿靴。

宣统三年的纪元被废除了，一下子成了黄帝纪元4609年，连同制定纪元的人在内，大家还不适应一下子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