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不能再承认老奶奶是一家之长，昔日的某些权威也已改属西蒙。我宁愿待在房里和西蒙在一起，不想出去见妈妈。她洗了碟子，把桌布上的食物碎屑抖落后，便仰身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普鲁士帽尖形灯泡射出炫目惨白的光线，经过她的头，照在布满被压扁的果子似的疙瘩、气泡和条条刷痕的墙壁上。每遇伤心事，她从不装腔作态，而是悲从心起。她不吵不闹也不哭，似乎只以一种极端痛苦、骇人的神态，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厨房的窗外，直到你走近她的身边，才能看清她那满眶的泪水、绿色加深的眼睛、越发红润的脸颊和缺牙少齿的嘴巴。她把头横靠在椅子的扶手上，从不直靠。她生病时也是如此。她穿着睡衣爬上床，把头发打成辫子，不让它缠结弄乱。她躺在床上对谁都不理不睬，一直要到她觉得能够起床下地为止。我们拿了体温表去也毫无用处，她拒绝量体温；她默默地躺在那儿，静待两种力量斗争的结果，一直不动脑筋，她也不会动脑筋。她对于死亡还是痊愈，自有她某种独特的看法。

行了，眼下乔治的事已定，她没有责怪任何人，照常做自己的家务，劳希奶奶则加快速度来实现她的计划。她亲自去杂货店，给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打电话。单这件事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自从那个寒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她扭伤脚踝之后，下了雪她就几乎不上街。她说，上了年纪的人，常常因断了骨头不能接合，成年累月地吃尽苦头。而且，哪怕是走一个街区，她也决不会穿着居家的便服出去，那可不成体统。她一定得打扮一番，脱掉毛线袜子——实际上是用缠结的松紧带扎住的高尔夫球袜——换上丝袜，穿上黑色的外套，戴上她那顶三圈式小帽，脸上还要搽粉，那模样实在难看。可不顾我们看来有多不顺眼，她还是用帽针别上几枝在空中扫动的羽毛，大模大样地站起身来，以老年人动怒的姿态快步走出门外，可是在下楼梯时，每走一级她仍得双脚并立停上一会儿。

那天是选举日，交叉挂着的旗帜飘扬在投票站上空。身材魁梧的政党要人站在雪里，哈着热气，手里挥舞着长长的选票样张。学校不上课，我可以陪她去，但是她不要。半小时后，待我端着一簸箕炉灰出去倒时，只见她单膝跪在积雪的通道上。她摔倒了。看见她趴在那儿真让人心里难过。以前她从来没有单独一人出去过。我急忙扔下铁簸箕，朝她跑过去，她用戴着雪水沾湿的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我身穿单薄衬衣的手臂。可是她一站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