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门锁上了，他进不去换保险丝，所以他到看门人的老婆那儿去要钥匙了。”米尔德丽德说。

“要是她家有啤酒的话，那今晚我们就要摸黑上床了。”

艾洪太太蒂莉借着碟子里蜡烛的烛光，突然看到了我。

“瞧，是奥吉！”她说。

“奥吉？在哪儿？”艾洪连声问道，他的目光飞快地在摇曳不定的烛光间扫过。“奥吉，你在哪儿？让我瞧瞧。”

我走上前去坐在他身旁，他抬了抬肩膀，表示要和我握手。

“蒂莉，到厨房去煮点咖啡。米尔德丽德，你也去。”他把她们都打发进那漆黑的厨房，“拔掉烫发钳插头，我真要让她们那些电器搞疯了。”

“已经拔掉了。”米尔德丽德应声说，那声调表示对老要她负责答话已经厌倦，可她仍然准备着尽职。不管怎样，她连最细小的事也百依百顺。她出去时带上了门，于是我便单独和艾洪在一起了。在他的夜间法庭里，我想至少他会对我板起脸。他同我握手只不过是个形式，让我碰碰他的手指，同时让我感到他的态度是多么冷淡。亮着的蜡烛现在使我觉得那般亲切，就像是夜间插在大面包上，飘浮在黑沉沉的印第安湖上，寻找沉入湖底的尸体。此时，他头发中间的那绺白发，低垂着几乎快碰到他写字台的玻璃板，同时像往常那样拿出一支烟来点上。这是一番有条不紊的努力，用袖子拉起胳臂，如同蚂蚁搬运苍蝇。然后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考虑着如何开口。我打定主意，不能为乔·戈曼的事甘愿像个十岁孩子一样受呵责。看来那件事他现在已经一清二楚。我得跟他谈西蒙的事。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似乎根本不打算教训我。我的样子一定太难看了——情绪低落、脸色憔悴，走投无路，精疲力竭。上次我们见面时，我还有埃文斯顿的一身阔绰，那次我是来向他请教有关收养问题的。

“哦，你最近干得不太好。看来是这样。”

“是的。”

“戈曼给抓住了。你是怎么脱身的？”

“全凭傻运气。”

“傻？开着一辆偷来的车，连个牌也不换！没脑子透了！哼，他们把他押回来了。《时代》周刊上有照片。你要看吗？”

不，我不要看，因为我知道那照片会是什么样子：夹在两位彪形警探之间；大概还会竭力用被抓住的手拉下帽子，遮住双眼，以免自己那双见不得人的眼睛和那张丢丑的脸摄入镜头。通常总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