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塌》中的人物。她和哥哥都患有一种不治之症。出于一种病态心理，哥哥在她未死之前就埋葬了她。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她裹着尸衣回来，拖住哥哥，两人同归于尽。

[18]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概率论创立者之一，提出密闭流体能传递压力变化的帕斯卡定律，写有哲学著作《致外省人书》、《思想录》等。

[19]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一觉睡了二十年。

[20]吉贝尔蒂（1378—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雕塑家，早年学过金饰技术。

[21]安茹公爵（1554—1584），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幼子，天主教温和派首领。

[22]法尔内塞（1545—1592），出身于意大利的贵族，西班牙腓力二世统治下的尼德兰摄政。

[23]斯特罗齐，即皮埃罗·斯特罗齐，法国将军，1555年，他所统率的法军在锡耶纳被第二任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一世击败。

[24]哈里森（1870—1959），美国动物学家，最先研究成功动物组织培养法，并首创器官移植法。

[25]卡雷尔（1873—1944），法国外科医生，生物学家，他为进一步研究血管和器官移植奠定了基础，他还研究了组织在体外保存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外科。

[26]冯·韦特施泰因，研究鳄鱼的生物学家。

[27]利奥·勒布（1859—1924），德国出生的美国生物学家。

[28]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传说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

[29]此处的“单子”似为17—18世纪哲学家莱布尼兹哲学中所指的一个含有最实在性的无限小的身心合一体。

[30]亨利·韦尔（1764—1845），美国基督教一位论教派的早期领导人。

第二十六章

要是我能平安回来，开始过一种幸福、平静的生活，我想几乎没有人有权责难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还没有支付定价格的人定的入场费。像在墨西哥山里那个穷困潦倒的哥萨克人那样的人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表人物，至少也得同意我应该有个喘息机会。可事实上，我几乎从来不曾有过。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个奢求。

在我开始写自己的这段经历时，我就说过，我要直率坦白，留意敲门声。我还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不过显而易见，这个命运，或者说他感到满足的事情，也就是他的性格。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歇息的地方，其结果必然也就难以保持静止不动，而我的希望则全靠有这种平静，从而才能找到那些生命的轴线。一旦奋斗探索停止，真理便像礼物似的接踵前来——富足、和谐、爱等等。也许我没法得到这些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有一次，我和明托奇恩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曾对他说过，“无论我待在什么地方，总是寄人篱下受人客待。先是劳希奶奶，那实际上成了她的家。接着是埃文斯顿的那些人，伦林夫妇，然后是墨西哥的‘无忧无虑之家’，还有南斯拉夫人帕斯拉维奇先生。”

“有些人，要是不给自己找点苦吃，就会昏昏入睡的。”明托奇恩说，“就连人子[1]也要自找苦吃，以便和我们人类有足够的相同之处，从而成为人类的神。”

“我想办一个学校式的孤儿院之类的机构。”

“绝对行不通。对不起，这个主意太荒唐了。当然，有些荒唐的主意确实也行得通，不过你的这个主意恐怕不行。得照料那么多的孩子。你不是这块料，斯泰拉更不是。”

“啊，我居然还想教育孩子，我知道这是个蠢主意。我算老几，还想去教育别人？这与其说是教育，还不如说是爱。这是我的本意。我的想法是要求来个改变，让别人寄居在我这儿，而不是相反。”

我一向否认，像我这样的人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不过，两种抱负相吻合是非常罕见的！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宏伟远大的抱负。要是两者都能实现，那它们就一定吻合。

在考虑办学校式孤儿院这类事情上，我和斯泰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所憧憬的是一处像瓦尔登[2]或茵纳斯弗利[3]那样篱笆围绕的私人绿地，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周围是苍翠欲滴的丛林和五彩缤纷的花园，还有天堂乐园般的草坪，长着林肯公园的芳草。可是，我们往往受困于热闹繁华，听到简朴无华，便像罗兰和奥利佛[4]将遭撒拉森人歼灭时，罗兰那遥远的号角声。我跟斯泰拉说，我对养蜂有兴趣。管它呢，我心里想，我既然跟鹰打过交道，为什么不能跟别的有翅膀生物打交道，而且还能得到蜂蜜呢？为此她给我买了一本养蜂的书，在我第二次出航时便把它随身带着。不过我已知道她所设想的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一幢由烂醉如泥、偷工减料的营造商建造的破破烂烂的木板房，盖在满是灰尘、半死不活的大树下。院子里垃圾脏物热气腾腾。瘦弱胆怯的小丫头，胡闹捣蛋的野小子，双目失明的我妈穿着我的一双旧鞋，乔治在补鞋，我在林子里守着一箱蜜蜂。

斯泰拉开头说这是个好主意，但当时我正告诉他沉船的情况及以后的事，她正处在重逢的激动中，除了说这是个好主意之外，她还能说些别的什么呢？她一面哭一面紧搂着我，她的泪水滴落在我的胸口上，几乎如同泉涌。“啊，奥吉，”她说，“这种事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