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二号。

首映日次日。

美国《国际商业周刊》刊登了一篇专访。

受访人：史密斯。

标题用了整整一行粗体字：“chinese cinema Is dead: A hollywood Insiders Verdict on the holiday Season massacre”。

翻译过来十二个字。

“中国电影已死，贺岁档屠杀。”

专访里头，史密斯说了三段话。

第一段：“中国本土电影在贺岁档的表现，证明了一个事实。他们没有工业体系，没有技术储备，没有全球化叙事能力。票房数据已经给出了最残酷的答案。”

第二段：“我们在中国市场首日破亿的成绩，不是偶然。这是好莱坞工业水平对手工作坊式电影的降维打击。”

第三段最狠。

“中国电影人应该学会接受现实。他们的未来，是成为好莱坞的放映终端，而不是创作者。”

放映终端。

四个字，比“提款机”还难听。

杂志当天上架。

国内三家媒体当天转载。

《京城晚报》娱乐版大标题：“好莱坞高管断言中国电影已死？”

问号是有的，但正文里头，把史密斯那三段话原封不动翻了一遍。

评论区的编辑还加了一句。

“贺岁档数据不会说谎。我们是否应该正视差距？”

正视差距。

说得好听，意思就是认了。

第二天，又有两家跟进。

一家用的标题是：“贺岁档溃败，国产电影路在何方？”

另一家更直接：“际华新片首日票房不足五万，投资人血本无归。”

消息扩散得快。

行业里头，人心散了。

北影厂那边，好几个剧组的投资方打了电话来。

问的都是同一句话。

“还投不投？”

潜台词是：还有没有必要投？

十二月二十三号。

张谋子的工作室，门关着。

窗帘拉上了。

桌上摊着一本分镜手稿，翻到一半，没翻下去。

电话响了七次。

记者打的。

他没接。

第八次，座机响了，北影厂办公室转过来的。

他拔了电话线。

桌上还有一份报纸，折了一半，露出标题那行字。

“中国电影已死。”

张谋子坐在椅子上，背靠着墙，盯着天花板。

一根烟烧到了手指头。

他没感觉。

同一天下午。

际华集团办公室。

王先农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沓纸。

下一部电影的剧本大纲。

他写了两个月。

三万字，人物小传、故事线、分场大纲，一条一条理出来的。

他把大纲拿起来。

站起身，走到角落的碎纸机前头。

通了电。

把第一页塞了进去。

碎纸机吱吱响，纸条从下头掉出来。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进去一半的时候，电源断了。

碎纸机停了。

王先农回头。

张红旗站在墙边，手里攥着电源线的插头。

“先农。”

王先农嘴张了一下，没出声。

张红旗走过来，蹲下身子，从碎纸机的入口处把卡住的那页纸抽出来。

纸被咬了一半，边上全是齿痕。

他把碎纸机里头的纸条也掏了出来。

一条一条，码在桌上。

拼不全了，前四页废了。

张红旗看了王先农一眼。

“大纲还有底稿没有？”

王先农点了下头。

“有。”

“那就行。”

张红旗把那些碎纸条拢了一下，搁在桌角。

“跟我来。”

他把王先农带到隔壁的机房。

刘浩已经在了。

张谋子也在。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叫来的，脸色不好看，但人到了。

机房里头三台显示器。

张红旗坐下，打开了际华视频的后台管理系统。

屏幕上跳出一张折线图。

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数字。

折线从左下角起步，平平地走了一段。

到了十二月二十号那天，折线拐了。

往上走。

角度不大，但稳。

二十一号，继续往上。

二十二号，斜率陡了。

二十三号，也就是今天。

折线的末端，跳着一个数字。

3，127，488。

刘浩盯着屏幕，念出来了。

“三百一十二万。”

张红旗点了下鼠标，切到下一页。

地域分布图。

全国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光点。

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

每个光点代表一个预约观影的用户。

光点最密的地方，不是北京，不是上海。

是那些二线、三线、四线城市。

石家庄、洛阳、徐州、宜昌、柳州、遵义、齐齐哈尔。

这些城市，华盛院线的影城开不到。

但际华文化街区的影厅，开到了。

张红旗把鼠标移到齐齐哈尔那个点上。

弹出数据：预约人数八千七百四十二，排队等候中六千二百一十一。

他又点了徐州。

预约人数一万一千三百零七，排队等候中九千八百八十。

王先农看着屏幕，嘴唇动了两下。

张谋子站起来了，走到屏幕跟前，弯腰看那个数字。

三百一十二万。

院线票房是零。

售票系统里，际华新片的数据被改了，被偷了，被抹了。

但三百一十二万人绕过了院线，绕过了华盛，绕过了钱董的一票否决权。

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了。

张红旗关了屏幕。

“票房没了，观众还在。”

他站起来，看了三个人一眼。

“电影死没死，不是史密斯说了算的。”

张谋子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