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着美丽的树，把腮帮贴着树干。他扑在地下，把头埋在草里，浑身抽搐的笑了，快乐之极的笑了。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他包裹了，渗透了。他想道：“为什么你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

可是不管这些！他爱生命，觉得自己永远会爱生命，无论如何不会跟它分离的了。他如醉若狂的拥抱着土地，拥抱着生命：“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了。他们决不能把你抢走的。他们爱怎办就怎办罢！便是要我受苦也无妨！……受苦，究竟还是生活！”

克利斯朵夫鼓起勇气重新工作。什么名副其实的文人，有名无实的文人，多嘴而不能生产的人，新闻记者，批评家，艺术界的商人和投机分子，他都不愿意再跟他们打交道。至于音乐家，他也不愿再白费光阴去纠正他们的偏见与嫉妒。他们讨厌他是不是？好吧！他也讨厌他们。他有他的事业，非实现不可。宫廷方面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很感激。他感激人们对他的敌意：因为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了。

鲁意莎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她毫无野心，没有克拉夫脱的脾气，她既不象父亲，也不象祖父。她完全不指望儿子成就什么功名。当然，要是儿子有钱有名望，她心里也喜欢的；可是倘若名利要用多少不如意去换来，那她宁可不提此话。克利斯朵夫和宫廷决裂以后，她的悲伤并不是为了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儿子受到很大的痛苦。至于他和报纸杂志方面的人绝交，她倒很高兴。她对于字纸，象所有的乡下人一样抱着反感，以为那些东西不过使你浪费时间，惹是招非。有几回她听到杂志方面的几个年轻人和克利斯朵夫谈话：她对于他们的凶恶觉得可怕极了；他们诽谤一切，诬蔑一切，而且坏话越说得多，他们越快活。她不喜欢这批人。没有问题，他们很聪明，很博学，可决不是好人。所以克利斯朵夫和他们断绝往来使她很安慰她非常通情达理：他跟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克利斯朵夫自己，他是这样想的：“他们喜欢把我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都由他们罢；他们总不能使我不成其为我。他们的艺术，思想，跟我有什么相干！我都否认！”

能否认社会固然很好，但社会决不轻易让青年人说说大话就把它否认了的。克利斯朵夫很真诚，可是还抱着幻想，没有把自己认识清楚。他不是一个修道士，没有遁世的气质，更没到遁世的年龄。最初一个时其他还不大痛苦，因为他一心一意浸在创作里头；只要有工作可做，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欠缺。但旧作已完，新作还没在心中抽芽的期间，精神上往往有个低潮：他徬徨四顾，不禁对自己的孤独寒心。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正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写作，就因为应当写作，那不是挺简单吗？等到一件作品诞生了，摆在面前之后，先前把作品从胸中挤压出来的那个强烈的本能就不出声了，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产生这件作品了，不大认得它了，几乎把它看作一件陌生的东西，只想把它忘掉。可是只要作品没印出来，没演奏过，没有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过，我们就忘不了它。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作品还是个与母体相连的新生儿，连在血肉上的活东西；要它在世界上存活，必得把它切下来。克利斯朵夫制作越多，越受这些从他生命中繁衍出来的东西压迫；因为它们无法生存，也无法死灭。谁替他来解放它们呢？一种模糊暧昧的压力在鼓动他那些思想上的婴儿；它们竭力想和他脱离，想流布到别的心中去，象活泼的种子乘着风势吹遍世界一样。难道他得永远被封锁起来，没法生长吗？那他可能为之发疯的。

既然所有的出路（戏院，音乐会）都已经断绝，而他也无论如何不肯再低首下心去向那些拒绝过他的指挥们钻谋，那末除掉把作品印出来以外别无办法；但要找一个肯捧他出场的出版家，也不比找一个肯演奏他作品的乐队更容易。他试了两三次，手段都笨拙到极点，结果他觉得够受了；与其再碰一次钉子，或是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看他们那种长辈面孔，他宁可自己出钱印刷。那当然是胡闹。过去靠了宫廷的月俸和几次音乐会的收入，他积了一点儿钱；但收入的来源已经断绝，而要找到一个新的财源还得等好些时候，照理他应当小心谨慎的调度这笔积蓄，来度过他刚踏进去的难关。现在他非但不这样做，反因为原有的积蓄不够对付印刷费而再去借债。鲁意莎一句话都不敢说；她觉得他没有理性，同时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要把姓名印在书上愿意花这么一笔钱。但既然这是一种方法使他肯耐着性子，肯留在她身边，她也就挺高兴了。

克利斯朵夫拿出去问世的，并非他作品中比较通俗的，不费人家精神的那一类，而是一批最有个性而自己最重视的作品，都是些钢琴的曲子，其中也夹几支歌，有的很简短，调子很通俗，有的规模很庞大，差不多有戏剧情调的。这些作品合起来是一组或悲或喜的印象，衔接得很自然，有时用钢琴独奏来表现，有时用独唱或是钢琴伴奏的歌唱来表现。“因为，”克利斯朵夫说，“我幻想的时候，我并没什么固定的形式：我只是痛苦，快活，没有说话可以形容；但忽然我觉得需要说话了，就不假思索的唱起来：有时只是一些意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