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个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克利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利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丑史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丑史，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并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可又嚷起来了。高恩便狡狯的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念。他有了意思没有字，好不为难的找着，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辞，说了很多笑话教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看见人家没皮没脸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作声了。

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终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的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不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象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语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象出神的模样，慢慢的望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面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象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它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观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

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象醉鬼一样固执的私忖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去，象看到亲人似的把键子抚弄了一会，竟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的溜进来听：一个是西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的谈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

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铺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的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 ：看上去象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弗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他发见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儿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丹沃斐·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的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决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做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