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能关心一点儿什么！我跟旁人一样参加团体，担任慈善会的工作，到巴黎大学去上课，听柏格森和于尔·勒曼脱的讲演，听古代音乐会，古典作品朗诵会，还做着笔记，笔记……我自己也不知道记些什么！……我骗自己，以为这些是我所热爱的，或者至少是有用的。啊！我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对什么都腻烦！……我这样把每个人的思想老实告诉了你，你可不能瞧不起我。我并不比别的女人更蠢。可是哲学，历史，科学，究竟跟我有什么相干？至于艺术，——你瞧——我乱弹一阵，东涂西抹，涂些莫名片妙的水彩画；——难道这些就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不空虚了吗？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嫁人。可是嫁给那些我跟你看得一样明白的家伙，你想是有趣的吗？唉，我把他们看透了。我没有你们德国多情女子的那种运气，会自己造些幻象……噢，太可怕了！看看周围的人，看看已经结婚的女子，看看她们所嫁的男人，想到自己也得跟她们一样，让身心变质，跟她们一样的庸俗！……我敢说，没有艰苦卓绝的精神决计受不了这种生活种种义务。而那种精神就不是每个女子都能有的……光阴如流矢，日月如穿梭，一眨眼青春就完了；可是我们心中究竟藏着些美的，好的东西，——只是永远不加利用，让它们一天天的死灭，结果还得拿去送给我们瞧不起，而将来也要瞧不起我们的蠢货！……并且没有一个人了解你！人家说我们是一个谜。那些男人觉得我们乏味，古怪，倒也罢了。女人应该是懂得我们的啊！她们是过来人，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情形就得了……事实可不是这样。她们决不给你一点帮助。便是做我们母亲的也不了解我们，也不真心想认识我们。她们只打算把我们嫁人。除此以外，死也罢，活也罢，都归你自己去安排！社会把我们完全丢在一边。”

“别灰心，”克利斯朵夫说。“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得由自己去体会的。如果你有勇气，一切都会顺利。想法到你的社会以外去找找罢。法国总该有些正派的男人。”

“有的。我也认识。可是他们多么可厌！……并且，我还得告诉你：我的社会虽然使我讨厌，可是我觉得，此刻我已经跳不出这个社会了。我已经习惯了。我需要相当的享受，相当高级的奢侈和交际，那不能单靠金钱得到，可也少不了金钱。这种生活当然谈不到什么光辉，我知道。可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是弱者……请你别因为我告诉了你许多没勇气的话而跟我疏远。请你用慈悲的心肠听我说罢。跟你谈谈，我多么快慰！我觉得你是强者，是个健全的人：我完全信任你。给我一点儿友谊，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克利斯朵夫说。“可是我能帮你什么呢？”

“只要你听我说说，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勇气。我常常烦闷得不得了！那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对自己说：‘奋斗有什么用？烦恼有什么用？这个或那个，有什么相干？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境界。我不愿意掉进去。你帮助我罢！帮助我罢！……”

她垂头丧气，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她用着善良的，顺从的，哀求的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他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她又兴奋起来，笑了，快活了。

晚上，她照常有说有笑的卖弄风情。

从这天气，他们之间亲密的谈话变成有规律的了。他们单独在一起，她把心里的愿望告诉他：他很费了点心血去了解她，提供意见；她听着他的劝告，必要时还得听他埋怨，那副严肃与小心的神气活象一个怪听话的女孩子：那对她是种消遣，甚至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她用感激而风骚的眼神表示谢意。——但她的生活一点没有改变：只是多添了一桩娱乐罢了。

她一天的生活是一组连续不断的变化。早上起身极晚，总在十二点光景，因为她夜里失眠，要到天亮才睡熟。她成天的不作事，只渺渺茫茫的，反复不已的想着一句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片段，谈话的回忆，一句音乐，一个她喜欢的脸庞。从傍晚四五点钟起，她才算完全清醒。在此以前，她总是眼皮厚厚的，面孔虚肿，噘着嘴，不胜困倦的神气。要是来了一个象她一样饶舌，一样爱听巴黎谣言的知己的女朋友，她便马上活跃起来。她们絮絮不休的讨论着恋爱问题。对于她们，恋爱心理学是和装束，秘史，诽谤这几件事同样谈不完的题目。她们也有一群有闲的青年，需要每天在裙边消磨二三个钟点：这些男人差不多自己也可以穿上裙子：因为他们的谈吐思想简直跟少女的一模一样。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忏悔师的时间。高兰德当场会变得严肃，深思。真象英国的史学家包特莱所说的那种法国少女，在忏悔室里“把她镇静的预备好的题意尽量发挥，眉目清楚，有条有理，凡是要说的话都安排得层次分明”。——忏悔过后，她再拚命的寻欢作乐。白天快完了，她可越来越年轻了。晚上她到戏院去；在场子里看到几张永远不变的脸便是她永远不变的乐趣；——因为上戏院去的愉快，并不在于戏剧，而是在于认识的演员，在于已经指摘过多少次而再来指摘一次的他们的老毛病。大家跟那些到包厢里来访问的熟人讲别的包厢里的人坏话，或是议论女戏子，说扮傻姑娘的角色“声带象变了味的芥子酱”，或者说那个高大的女演员衣服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