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我按了他家的门铃，本想跟他好好说，甚至想跟他说很抱歉打扰他。他当着我的面，把门啪的关上了；我听到那个假麦琳娜·德蒙吉奥大喊大叫，又叫警察又叫救命，说有个“小混混到她家捣乱”。

几十分钟后，警察到我母亲家找我，我和父亲一起上了候在楼房前的囚车。我们面对面坐在木头长条凳上，各由两名看守看着。我在想这是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我父亲二十年前就经历过了，一九四二年二月的那个夜里，他被犹太问题警署的便衣警察押上了囚车，跟我们现在坐的这辆也差不多。我在想他当时是否也在想这件事。不过他假装不看我，避开了我的目光。

我完完全全记得当时的路线。塞纳河边的码头。然后是圣父街。圣日耳曼大街。红灯停，在双叟咖啡馆露天座附近。透过有铁栏杆围着的窗玻璃，我看到顾客坐在露天咖啡座上晒着太阳，我很羡慕他们。不过我冒的风险也不算什么：幸运的是，我们处在一个平庸而宁静的时代，也就是之后所谓的“光辉三十年”的时代。

不过，我很惊讶我父亲曾经在占领时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看到我被囚车带走并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抗拒。他就在那里，面无表情地坐在我对面，神情中带着一丝厌恶，他对我不闻不问，好像我是鼠疫患者，我很害怕到警察局的那一刻，根本不指望他对我有一丝的同情。让我觉得更加不公正的是，我当时刚开始写一本书——我的第一本书——在书中我体会到他在占领期间所感受到的不自在。几年前，我在他的书橱里翻几本四十年代出版的排犹作家的作品，他当时买了或许是试图理解这些人到底为什么排犹。我猜想他是被对这个假想、虚幻的魔鬼的描写吓了一跳，它令人恐惧的影子在墙上游走，鹰钩鼻，猛禽一样的爪子，被各种邪恶腐蚀的造物，一切罪恶的源头。我呢，我想在我的第一本书里回敬所有那些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侮辱我、伤害我的人。用语言把他们永远地钉在书本里。今天我感觉自己的计划很幼稚：那些人大多数都已经失踪、被枪杀、被流放、老糊涂或老死了。是的，真可惜，我来迟了。

囚车停在修道院路，圣日耳曼德普雷区警察局门口。看守把我们带到警长办公室。我父亲用干巴巴的声音向他解释说我是个“混蛋”，从十七岁开始就时不时地“跑到他家里闹事”。警长对我说，如果下次再犯，他就把我留在这里——他说话的口气像在教训一个少年犯。我想如果警长真的像他所威胁的那样做了，把我送去拘留所，我父亲也不会举手反对的。

我们走出警察局，父亲和我。我问他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把警察招来，在警察面前“控告”我。他没有回答。我不怪他。因为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一起默默地往回走，肩并肩。我差点就想提一九四二年二月的那一晚，当时他也被带上一辆囚车，我还想问他刚才是不是也想到了这个往事。不过跟我比起来，也许这件事对他而言没有那么重要吧。

一路上我们没有跟对方说过一句话，哪怕上楼到各自离开都没有。接下来的那一年我应该又见过他两三次，有一年八月，他抢走了我的军人证，想强迫我加入何伊的兵营。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十四

我在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多拉·布吕代刚出走的时候究竟能做些什么。或许她是在走到寄宿学校门口的时候下定决心不回去了，还是她在街区里游荡了一晚上，直到宵禁时分。

这个街区的街道名称还保留着乡土的气息：磨坊路，狼口路，野樱桃树小径。但围着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那条绿树成荫的小路尽头，是货运火车站，再远一点，如果沿着多梅斯尼尔街下去，就是里昂火车站。火车站的铁路线离多拉·布吕代曾经幽闭其间的寄宿学校仅几百米之遥。这个街区安静，修道院、不起眼的墓地和寂静的街巷，似乎不属于巴黎，它也是一个充满离愁别绪的街区。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里昂火车站离那里很近让多拉起了出走的念头。我不知道，在宵禁寂静的夜里，她在宿舍是否会去听从里昂火车站出发驶向自由区的货车发出的轰隆隆声……或许她听过这个让人想入非非的词：自由区。

在我写的那部小说中，我对多拉·布吕代一无所知，不过她似乎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书中名叫英格丽的年轻女子跟她年纪相仿，和一个朋友一起逃到了自由区。这让我想起贝拉·D，十五岁的时候，她也从巴黎出发，偷偷穿过了沦陷分界线，最后在图卢兹被捕入狱；想起安娜·B，她十八岁那年因为没有通行证在索恩河畔沙隆火车站被捕，被判入狱十二周……这些都是她们在六十年代告诉我的。

这次出走，多拉·布吕代是不是早有准备，是否有一个男友或女友帮忙？她是一直待在巴黎，还是也试过去自由区？

十五

在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备案笔录上，有这么几栏：日期—身份—事件摘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多拉·布吕代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巴黎十二区，奥尔纳诺大街41号。听证会当事人：埃尔内斯特·布吕代，42岁，父亲。

在空白的地方还有一串数字：7029 21/12，我不知道它们所指为何。

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位于朗贝尔路12号，就在蒙马特尔高地后面，警长名叫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