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陌生人一起被捕的年轻姑娘，那个二月的夜晚，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很快我就开始琢磨，她不会就是多拉·布吕代吧，她也是那时候被捕的，然后被送去图雷尔。

或许是我希望她和我父亲，在一九四二年冬天有过一面之缘吧。他俩截然不同，但在那个冬天，他们被归在一起，都属于那些被命运抛弃的人。和多拉·布吕代一样，我父亲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也没有在警察局登记，他也没有“犹太人档案”的编号。因此他的存在也是不合法的，他和那个需要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一个家庭、一个国籍、一个出生日期和家庭住址的世界切断了所有的联系。从此以后，他就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处境跟出走后的多拉有点像。

但我对他们迥异的命运进行了思考。对一个从寄宿学校出走的十六岁的女孩而言，在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孤零零的她不会得到很多帮助。在当时的警察和当局的眼中，她的情况是双重的不合法：既是犹太人，又是出逃的未成年人。

对我父亲而言，他比多拉·布吕代年长十四岁，他的出路很明显：既然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一个不法之徒了，他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在巴黎投机倒把，混迹于黑市之中。

囚车中的这个年轻女子，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知道，她不可能是多拉·布吕代。我试图找到她的名字，查了关押在图雷尔兵营的女囚名单。她们当中，有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一岁，波兰犹太人，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到达图雷尔兵营。她们的名字是西玛·贝尔热和弗雷德尔·特莱斯特。日期正好对得上，但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拘留所走了程序后，男人们被送去德朗西集中营，女人们被送去图雷尔兵营。也许那个陌生的女子和我父亲一样，也逃脱了为他们准备的共同命运。我猜想她的身份永远都不会有人猜破，她，还有那个夜里其他被抓捕的人。负责犹太问题的警察毁掉了他们的档案，大围捕期间和在街上被单独逮捕的人的所有问话记录都被毁掉了。如果我不把它写出来，一九四二年二月发生在香榭丽舍大街大围捕中这个陌生女人还有我父亲的踪迹将消失殆尽。他们不过是一些被归入“身份不明者”那类档案的人——那些死了或还活着的人。

二十年后，我母亲在米歇尔剧院演一出戏。我常常在马图林路和格雷弗勒路拐角的咖啡馆等她。我当时还不知道我父亲曾经在这里冒过生死攸关的危险，我又回到了一个曾经像黑洞一样阴森的地方。我们去格雷弗尔路的一家餐厅晚餐——或许就在当年犹太事务警署的楼下，当初我父亲曾经被拖进施威伯林警长办公室。雅克·施威伯林。一九〇一年出生在米卢斯。在德朗西和皮蒂维耶集中营里，他手下的人都要在出发前把所有送往奥斯维辛的犯人搜查一遍：

施威伯林先生，犹太问题警局局长，在五六个被他称为“辅警”的副手的陪同下到了集中营，只亮了亮他本人的身份。这些便衣警察都扣了一个腰带，一边是手枪，一边是警棍。

把他的副手们安顿好后，施威伯林先生就离开集中营，直到晚上才再次出现，把大围捕收刮来的成果带走。副手一人一间木板屋，屋里有一张桌子，桌子的两头各摆了一个容器，一边收现金，一边收珠宝首饰。被关押的人要在那群仔细搜他们身并侮辱他们的人面前排队接受检阅。他们常常挨打，还不得不脱掉裤子被人边踢屁股边教训：“哼！你是不是还想挨揍？”里面和外面的口袋常常被猛地扯破了，说是要加快搜查的进度。我就不说搜女人私密部位的情形了。

搜查结束，现金和珠宝首饰都被倒进几个行李箱里，用一根绳子捆好，打上铅印，然后放在施威伯林先生的汽车上。

打铅印的程序一点都不严谨，因为打铅印的钳子还是要假警察之手。他们可以顺手拿走钞票和珠宝。而且这些警察也不避讳，会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值钱的戒指，说：“瞧瞧，这可不是假货！”或掏出一沓一千和五百法郎面额的大钞，说：“瞧瞧，我忘了这个。”同样在巡视棚屋的卧榻的时候也会搜查；床垫、鸭绒压脚被、长枕头全被挑开检查。经过犹太事务警署所有严格的检查，任何痕迹都荡然无存。3

负责搜查的那伙人总共有七个男人——每次都是这七个人。还有一个女人。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当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当中有几个现在还活着。但人们已经认不出他们的脸了。

施威伯林于一九四三年就失踪了。或许是德国人把他给清理了。不过就在我父亲告诉我他曾经去过这个男人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战后的某个星期天，他觉得在马约门又见过这个男人。

十三

囚车直到六十年代初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囚车是跟我父亲一起，要不是这次风波对我而言有一种象征意义，我不会在这里说。

当时的情况很平常。我十八岁，还是未成年人。我父母离异，但还住在同一栋楼里，我父亲和一个麦秸色头发的女人住在一起，她很神经质，长得就像如假包换的麦琳娜·德蒙吉奥。我跟我母亲住。那天我住在同一楼层的父母吵了起来，就为了那一点点在几次法律程序之后法院判我父亲必须付给我的抚养费。塞纳大法院。上诉法庭第一附加庭。判决送达当事人。我母亲要我去按我父亲家的门铃，让我跟他要那笔他应该付给我的抚养费。很不幸的是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