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游荡，一直走到布瓦科隆布的山楂路，为了从某个名叫布雷阿瓦纳的医生手中搞到能让他弄到一点海洛因的处方。他在频繁往返的路上被人盯上了。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被逮捕并被送进戒毒所。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十一月十九日。一个月后，他被释放，但因“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克隆布、布瓦科隆布、阿斯尼埃尔等地没有正当理由非法购买并持有镇静剂、海洛因、吗啡、可卡因……”被判假释等候法庭传唤。

一九四三年初，他在艾皮奈诊所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费尔马夫人安排他住在咖啡馆楼上的一个房间。他住院期间把工作室借给一个女大学生住，女生在那里留下一个盒子，里面是一管管的吗啡，他就一滴滴地服用。我没有找到那个女生的名字。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布卢塞医院因破伤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他在二战爆发前几年出版了两本诗集，其中一本名叫《生命，爱情，死亡，虚空和风》。

我不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在一九四五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在孔蒂码头15号公寓，从一九四二年起我父亲就一直住在那里——前一年这套公寓租给了莫里斯·萨克斯——我童年的卧室就是那朝院子的两间房中的一间。莫里斯·萨克斯说他曾经把这两间房借给某个阿尔贝，外号“瘤牛”的人住。此人在家里收留了“一帮刚开始写作、梦想成立一个青年剧团的年轻演员”。这个“瘤牛”的全名叫阿尔贝·夏基，和我的父亲同名，出身于萨洛尼卡的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一九三八年，二十一岁的他在伽利玛出版社用弗朗索瓦·维尔内的笔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三十年后，我恰好也在这个年纪做了同样的事情。后来，他参加了抵抗运动。德国人逮捕了他。他在弗雷讷第二队的218号牢房的墙上写道：“四四年二月十日瘤牛被捕。被严密看管了三个月，五月九日到二十八日被审讯，六月八日接受探视，在盟军登陆两天后。”

他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那一批被送往贡比涅集中营的，一九四五年三月死于达豪。

就这样，萨克斯曾经倒卖黄金的那个公寓，不久就成了用假身份证作掩护的我父亲的藏身之所，“瘤牛”以前住过的房间成了我小时候的卧室。其他那些和他一样在我出生之前在这里住过的人千方百计冲淡这个地方的悲剧色彩，让我们只感到一点点忧伤。十八岁那年，当我和父亲坐在警车上时，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走的那一程只是一种不痛不痒的重演和戏仿，从前也有人坐着同样的车去同样的警察局——只是那些人走了以后永远都不能像我那天一样，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十二月三十一日傍晚，就像今天一样，天很早就黑了，那年我二十三岁，我记得自己去找费尔迪埃尔医生。在我感到惶恐不安和不确定的那个时期，他对我非常和蔼，充满善意。我只是隐约听人说过他曾经在罗德兹的精神病院收留过安托南·阿尔托并试图医治他。但那天晚上，一个惊人的巧合触动了我：我给费尔迪埃尔医生带了一本我的处女作《星形广场》，这个书名让他吃了一惊。他去书房找了一本薄薄的灰色封面的小书递给我：罗贝尔·德斯诺斯的《星形广场》，医生和书的作者是朋友。一九四五年，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德斯诺斯死在泰雷津集中营，几个月后，费尔迪埃尔医生亲自在罗德兹出版了这部作品。我不知道德斯诺斯写过一本叫《星形广场》的书。我在无意中偷了他的书名。

十八

两个月前，一个朋友在纽约犹太研究学院，从占领期间创立的组织“法国犹太人总会（UGIF）”的所有档案中翻出这份资料：

3L/SBL/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

0032

呈萨洛蒙小姐的记录

多拉·布吕代于十五日当天，在克里尼昂古尔街区警察的护送下回到她母亲那里。

因为她连续多次离家出走，档案上注明让她去一家青少年管教所接受教育。

由于她父亲已经被拘禁，而她母亲又非常贫困，如果有需求，警察局的女社工会给予必要的帮助。

就这样，多拉·布吕代，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被送回她母亲家之后，又一次离家出走了。这次出走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们一无所知。一个月，一个半月？一星期？一九四二年春天，她偷偷溜出去多久？她是在哪里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下被捕并被送到克里尼昂古尔街区的警察局的？

从六月七日开始，犹太人被强制要求佩戴黄星。姓氏首字母是A和B的人从六月二日星期二开始就要去警察局去领黄星，在专门的户籍登记簿上签名。当多拉·布吕代被带到警察局时，她有没有佩戴黄星？当我想到她表姐说过的话，对此表示很怀疑。个性反叛而独立。而且，很有可能，在六月初之前，她就已经离家出走逃之夭夭了。

她是在大街上被捕的吗？因为没有佩戴黄星？我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颁布的一份关于违反第八项关于佩戴黄星条例的通报：

刑事警察总局局长和民事警察总局局长

致各警察分局长、区公交治安警署署长，巴黎各街区警署署长和所有其他司法和执法部门（通报：一般情报处、技术服务处、外国人和犹太人事务处……）

程序：

一、犹太人—年满十八岁的男子：

所有违规的犹太人都由公交治安警署送去集中营，特殊遣送令单独开，一式两份（副本给分局局长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