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布吕代是同一年。他经常去海德堡大学。他在汉堡做过图书管理员，并在那里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在夜的边缘》。后来，他在柏林一家出版社当职员。他不热衷政治。他感兴趣的，就是描写暮色降临不来梅港，弧光灯带着丁香淡紫色的白光，水手，摔跤手，乐队，有轨电车的铃声，铁路桥，轮船的汽笛，还有所有在夜色中找寻自己灵魂的人……他的小说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当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在夜的边缘》从书店和图书馆的架子上被撤下来销毁了，书的作者成了“可疑分子”。他甚至都不是犹太人。他有什么可指摘的呢？只是因为书中弥漫出来的优雅和忧伤的气息。他在一封信中坦陈，他当时唯一的野心只是“让港口一带的夜，从晚上八点到午夜这段时间，变得缱绻；我想到我年轻时在不来梅待过的街区。一幕幕短暂的往昔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裹挟了芸芸众生”。轻盈流畅的笔触，淡淡地晕染出如诗如画的意境。

二战快结束苏联军队向西挺进的时候，他住在柏林郊区。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两名苏联士兵在街上要他出示证件，然后他们把他拖到一个花园里。他们没花时间分辨他是不是好人，就把他打死了。几个邻居把他埋葬在不远处的一棵桦树底下，并把他身上剩下的东西交给了警察局：他的证件和他的帽子。

另一个德国作家，菲利克斯·哈特劳伯，和弗列多·朗普一样，也是在不来梅港土生土长的。他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他在占领期间待在巴黎。这场战争和他那身灰绿色的军装让他深恶痛绝。我对他所知甚少。我只是在一本五十年代的杂志上读过他被译成法文的《小人物之见》片段。他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把手稿交给了他妹妹。选文的题目叫“笔记和印象”。他在文中观察了巴黎火车站一家餐馆和里面的人，荒废的外交部，几百个落了灰尘、冷冷清清的办公室，当德国人在那里办公时，彻夜灯火通明，钟声在寂静中响个不停。夜里，他换上便装，为了忘却战争，让自己融入巴黎的街道。他为我们描绘了他夜游的一条线路。他在索勒弗里诺站上地铁。在特里尼德站下。夜黑黢黢的。那是夏天。空气是热的。他在宵禁的夜里沿着克里希路一路走去。在妓院的沙发上，他注意到一顶蒂罗尔式的帽子，不起眼，孤零零的。姑娘们在眼前一一晃过。“她们心不在焉，在绿幽幽的灯光下，像一群梦游的人。”他写道，“一切都浸染在一种奇怪的热带水族馆般的光线里，鱼缸的玻璃很热。”他也心不在焉。他远远地看着一切，好像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与他无关，他只在意日常生活微乎其微的细节，感受它的氛围，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和弗列多·朗普一样，一九四五年春他死于柏林，三十二岁，在最后的几场战斗中，他被错误地放在一个充满杀戮的末世，心不甘情不愿地穿着不属于他的军装。

现在，为什么我的思绪，会在众多的作家中挑中诗人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同一时期，厄运也降临在他身上，和前面提到的两个作家一样，似乎总有那么几个人要扮演避雷针的角色，为了让其他人可以幸免于难。

我曾经走过罗杰·吉贝尔—勒孔特路。那时候，我和他一样常常去城南的街区：布吕讷大街，阿雷西亚路，普利马维拉旅馆，绿道街……一九三八年，他还住在奥尔良门街区，和一个德国犹太人露丝·克罗嫩伯格一起。后来，在一九三九年，他还跟她在一起，住在稍远一点的普莱桑斯街区，巴尔迪内路16号乙的一个工作室里。我曾经多少次走过这些大街小巷，却不知在我之前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已经走过……在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尔的格兰古尔路，一九六五年，我常常一下午都待在格兰古尔广场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住就住在蒙马特尔42—99号那条死胡同尽头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全然不知罗杰·吉贝尔—勒孔特三十年前也在那里住过……

就在同一时期，我遇见过一个名叫让·比尤贝尔的医生。我当时以为自己肺部有阴影。我请他给我开一份证明好免服兵役。他约我在阿莱雷广场他上班的诊所见面，他给我拍了片：我肺部什么都没有，我希望退伍，尽管当时并没有战争。只是，一想到要过军营生活就让我感到难以忍受，那肯定就跟我从十一岁到十七岁在寄宿学校里一样度日如年。

我不知道让·比尤贝尔医生后来怎么样了。几十年后，我得知他是罗杰·吉贝尔—勒孔特的挚友之一，后者在我那个年纪，也曾请他做过一样的事情：为了可以退伍让医生开一个证明，说他得了胸膜炎。

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滞留在占领区的巴黎……一九四二年七月，他的女友露丝·克罗嫩伯格在自由区被捕，当时她刚从科利乌尔镇的沙滩上回来。九月十一日，她被送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一周之后就是多拉·布吕代。露丝·克罗嫩伯格，一个出生在科隆的年轻女子，因为种族歧视法，于一九三五年来到巴黎，那年她二十岁。她喜欢戏剧和诗歌。她学了缝纫，制作舞台服装。她很快就在蒙马特尔的一众艺术家中结识了罗杰·吉贝尔—勒孔特……

他一个人继续住在巴尔迪内路的工作室里。后来，一位在街对面开咖啡馆的费尔马夫人收留了他，照顾他的起居。他已经变得跟幽灵一样。一九四二年秋，他开始在